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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社会组织资金筹集机制研究

张祖平

摘  要:资金是公益性社会组织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是实现运行目标的根本保证。然而,经费不足是公益性社会组织中的一个相当普遍和非常严峻的问题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筹资渠道有社会捐赠、政府资助、会费收入、投资收入、产业收入等,筹款方式则有分散劝募和联合劝募,广告劝募和项目筹资等。公益性社会组织要坚持多元化的筹资策略,采用灵活适用的筹资方式,运用新的筹资理念,在向社会募捐,争取政府资助的同时,要不断增加增值性资产,注重投资收益,提高自身财务独立性,确保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公益性社会组织;资金筹集;捐赠

公益性社会组织是以促进人类的福祉为努力目标的团体,它不仅积极地减轻人类痛苦,而且更积极地促进人类的幸福。公益性社会组织承担着大量的社会事务,是政府的得力助手,是改善民生的生力军。资金是公益性社会组织运行的前提,是实现运行目标的根本保证。然而,经费不足是公益性社会组织中的一个相当普遍和非常严峻的问题,资金短缺成为制约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瓶颈这一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公益社会事业的发展将困难重重。当前,我国社会公益事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研究公益性社会组织资金筹集机制问题,帮助其建立高效畅通的筹资机制,促进其良性运行,无论对于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还是对于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报告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研究国内公益性社会组织面临的资金状况,继而分析公益性社会组织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和不同的筹资方式,接下来在借鉴美国筹资机制和中国清代筹资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现行公益性社会组织筹资的相关对策。

一、公益性社会组织面临的资金状况

1.全国公益社会组织发展概况

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1.4万个,比上年增长7.0%;其中,共有社会团体23万个,是2001年的近2倍,民办非企业有18.2万家,是2001年的2.2倍,基金会则达到1597个,是2003年的1.67倍。各类社会组织形成固定资产805.8亿元,比上年增长18.2%;各类费用支出964.8亿元,比上年增长7.2%;社会组织增加值为372.4亿元,比上年增长21.1%,占各类民政管理单位增加值比重22.6%,占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0.31%。接收社会捐赠77.3亿元,接收捐赠实物折价26.1亿元。 

表1 2001-2008年社会组织数量 

                                         单位:万个

指标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社会团体

12.9

13.3

14.2

15.3

17.1

19.2

21.2

23.0

民办非企业

8.2

11.1

12.4

13.5

14.8

16.1

17.4

18.2

基金会(个)

 

 

954

892

975

1144

1340

1597

资料来源: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

2. 全国公益社会组织资金筹集状况

资金是公益性社会组织运行和举办事业的基础。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3.8万个(其中:慈善超市7035个),基本形成覆盖全国城市的社会捐助网,并逐步拓展到部分乡镇、社区。截止到2009年上半年,全国接收国内外各类社会捐赠款物131.3亿元,筹集彩票公益金203.8亿元,合计筹集公益慈善资金规模总量超过335亿元。但国内外社会捐赠款物中,实际接收款物总额只有108.29亿元,而实际接收捐赠中,还包括用于新成立基金会和设立冠名慈善基金的原始基金为13.26亿元,扣除这部分资金后实际只有95.03亿元。全国主要慈善基金会接收捐赠19.8亿元 ,其他慈善组织接收款物捐赠29.6亿元(含冠名基金)。公益慈善组织共获得捐款49.4亿元,仅占各类捐款的一半。

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我国公益慈善捐赠水平仍然偏低。根据美国慈善2009(Giving  USA  2009)的统计,2008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为3076.5亿美元,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2%,而同期中国2008年的慈善捐赠总额是1070亿元人民币,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356%。这说明,公益慈善筹资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公益性社会组织资金来源主要渠道

    按照资金来源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筹资进行结构分析,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资金筹集通常并不单纯依赖某种渠道,资金来源呈多样化形态,主要有社会捐赠、政府资助、会费收入、投资收入、产业收入等。

(一)社会捐赠

社会捐赠可分为个人捐赠和机构捐赠两大类别。通常来说,日常捐赠中,机构捐赠所占比重较大;而在特大灾害事件捐赠中,个人捐赠的比例有可能超过机构捐赠。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国内个人捐赠占境内捐赠总额的比重由先前的不到20%飙升至54%,到2009年上半年,个人捐赠比例又降至26.5%,而同时期,各类企业捐赠54.57亿元,占境内捐出款物总额的60.3%。企业显然是日常时期国内最主要的捐赠主体。而个别公益慈善组织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比如壹基金会,2007.4.19 - 2008.4.17业务年度,机构捐赠8,648,553.76元,个人捐赠2,028,673.11元,机构捐赠占全部捐赠的81%,个人捐赠只占19%(如图1所示)。但2008年由于汶川大地震,在壹基金2008.4.18 - 2008.7.15财务报告中,我们看到机构捐款为37,517,995.66元,个人捐款为56,118,220.68(如图2所示)。

在机构捐赠中,民营企业为中国公益慈善市场提供的资源最多,2009年上半年,其捐出款物总额超过38.9亿元,占境内捐出总额的43%。国有企业捐赠占比为13.4%,二者合计,内资企业捐赠额占到56.4%,然而同期在华外企捐助量仅占3.9%,内资企业捐赠额是外资企业的14.46倍,即使用2007年内外资企业的利润数据,我们也可以发现,2007年内资企业利润总额19628亿元, 在华外企利润总额7527亿元,内资企业的利润仅是外资企业的2.6倍。这说明,在华外资企业捐赠数量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偏低,而外企在本国或本地都有捐助的传统和制度,在中国内地的捐助数量和本国或本地相比显然较低,这一数据提示我们,中国的公益性社会组织需要改变与外企的交往方式,学会适应西方的慈善理念进行劝募。

 

资料来源: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09上半年全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

(二)政府资助

政府是公益社会组织资金重要的供给方,政府会给公益社会组织发放补助,也会向公益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萨拉蒙教授所主持的CNP项目的分析数据显示,在22个国家的慈善组织来源中,政府公共部门的投入占了40%。其中,美国慈善组织资金的30%来自政府,日本是45%,德国是64%,法国是58%,英国是47%,以色列是64%,澳大利亚是31%,爱尔兰和比利时则高达77%。2003年加拿大非营利与志愿组织收入来源中,政府资助占总收入的49%。在香港,香港世界宣明会的财务报告显示,2008年它从香港特别行政政府获得捐款30306635港元,占其总收入的3.4%。香港建华基金会2008年行政收入为1,218,316,占总收入的21%。

(三)会费收入

这种筹资方式是针对组织会员实施的。在中国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收入中,会费收入占了21.18%。国内在会费收入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其经费主要来自会费以及社会赞助,据“自然之友”官方网站数据显示截止到2008年,自然之友累计发展会员一万余人,其中活跃会员3000余人,团体会员近30家,组织成员每年需缴纳50元人民币的会费。显然,庞大的会员网使其每年的会费成为了组织资金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四)投资收益

公益性社会组织拥有的资金,须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但目前中国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资金用于投资的不多。中国红十字是非常有影响的公益慈善组织,2008年它收入1,556,768,093.53元,其中捐赠收入1,537,969,408.03元,政府补助收入0.00元,投资收益0.00元,用于筹资的费用190,187.96元。国内公益性社会组织即使有投资的,投资范围也非常有限。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已设立专门的基金部,并聘请专业的资本运作人员负责资金的投资和管理。但令人惋惜的是,这里所谓的投资与管理的内容是十分有限的,仅仅局限于购买国债、银行推出的理财计划等低收益低风险的领域,其投资目标仅仅是使基金运作增长不低于6%以保证资金的保值。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直接注资会越来越少,这是慈善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我们必须要探索一些新的筹资渠道来弥补政府投入的漏洞,笔者个人认为市场投资将是一个十分具有探索性的渠道,因为它使慈善组织一定意义上摆脱了受赠者的被动地位,而是要求主动地去掌握市场的最新动向来获取更安全更可观的收益。

 此外,公益性社会组织也应偿试吸收企业的“股权捐赠”等投资性资产。股权捐赠是投资增值类资产,有利于公益社会组织增强自身的经济独立性。类似于近代慈善组织接受的市房(可以出租的商铺)和土地。2009年上半年已出现股权捐赠的特例,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准备实施总额达40余亿元的股权捐赠计划。

(五)产业收入

目前在中国大陆,公益社会组织处于起步阶段,尚没有很多产业,也没重视置产建业。在中国台湾地,产业收入是公益社会组织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例如,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2004年度庇护产品收入、义卖、活动收入占总收入的53.6%,励馨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布农文教基金会、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2004年度服务费收入与附属事业作业利益占总收入的29.8%。

(六)彩票公益金

彩票公益金是公益慈善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近几年,彩票公益金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据统计,2009年上半年全国彩票销量达627.7亿元,筹集公益金203.8亿元,其中,福利彩票公益金为124.9亿元,体育彩票公益金为78.88亿元。今年上半年所筹集公益金比去年同期增加9.86%,增速小于2007年的24%,但是大于2008年的4.2%(见图5)。

资料来源: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09上半年全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

在上面列举的六种筹资渠道中,目前捐赠收入和政府支持是最主要的来源,以后公益性社会组织在扩大财源的同时,应该注重现有资金的投资,注重添置增值性资产,以增强财务的独立性和持久性。

三、公益性社会组织筹资方式

    根据不同的标准,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筹款方式可作不同的分类。

(一)根据资金劝募方式不同,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资金筹集可分为分散劝募和联合劝募。

1. 分散劝募。分散劝募是公益性社会组织各自为战,自己筹集所需资金的劝募方式。目前在中国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多采用这种形式。分散劝募有利于形成竞争环境,激励各个公益性社会组织突出品牌,发挥自身的特长,为捐助者提供可以选择的捐助对象。但也存在群众重复捐款,劝募成本过高,公益性社会组织不能集中精力办理社会公益事业等问题。因此,近年来,联合劝募逐渐盛行。

    2. 联合劝募。联合劝募是指透过一个专责募款的机构,有效地结集社会资源,并统筹合理地分配给需要的社会福利机构或团体,如此一来,社会福利机构得以专心推展服务计划,而社会大众也可避免重复募款的干扰!进行联合劝募的组织是联合劝募协会,联合劝募协会统一且合理地运用社会各界的善款,并代替捐款者监督善款运用,它的使命是扩大募集社会资源,透过专业审查监督,有效支持社福组织,激发社会关怀互助。目前世界上著名的联合劝募协会有国际联合劝募协会(United Way International),美国联合劝募协会(United Way),中华社会福利联合劝募协会(中国台湾)等。美国联合劝募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目的旨在引导联合劝募活动。2004-2005年度,美国全国联合劝募年收入为46.1亿,用来帮助社区应对其最重要的问题。中华社会福利联合劝募协会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劝募组织,马英九亲任名誉理事长。在中国大陆,2003年浦东新区第一次“慈善周联合捐”活动首开与国际接轨的联合劝募先河。2007年底成立的首都公益慈善组织联合会也在5月份的年会上探讨联合劝募机制;另外,一些活跃的慈善组织也在协调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筹划网络联合劝募平台。2009年,联合救助和联合劝募成为我国慈善界关注的热点。慈善界的联合已成大势所趋。

 

(二)按照劝募的手段不同,可分为广告劝募、项目筹资。

1. 广告劝募。广告劝募,是公益慈善组织通过与企业签订协议,允许企业在产品广告中加入慈善因素,企业将一部分销售收入划拨给公益慈善组织的筹款方式。广告劝募是公益慈善组织与企业互惠互利的募捐方式,在劝募活动中经常运用。但这种劝募方式容易被企业利用,有的企业会以商业信息保密为借口不对公益慈善组织公开销售收入信息,从而减少应该支付的善款。广告劝募比较有名的例子是农夫山泉 “喝一瓶水,捐一分钱”的广告。这句广告口号着实的抓住了消费者的口袋,但农夫山泉公司的实际捐款数量受到质疑,目前麻烦缠身。

为了减少纠纷,保护消费者、公益慈善组织和企业的利益,我们应该在公益慈善法规中规定,利用公益慈善广告销售的企业应当在每年的财务报告中披露捐款的数量,慈善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年度财务报告和业务报告中应同时予以披露。以让社会公众了解捐款的去向,监督企业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在保护消费者(捐赠者)知情权的同时,也保护企业的利益和声誉,让企业避免一些正常的质疑。

2. 项目筹资。项目筹资,就是基金会设立自己筹资的品牌项目,并以此为依托进行筹资。我们耳熟能详的“希望工程”即是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推出的帮困助学项目,设立时间为1989年,现已筹资35亿元。项目筹资在我国成功的例子还有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母婴平安120项目”,该项目确定后,专门成立了母婴项目筹资小组,根据项目特点,选择了汽车和医疗两个行业为开发工作的主攻项目,并结合两个行业的特点和各个行业的具体情况制订了相应的行动方案,再由工作人员上门劝募。第一年该项目筹资210万元。

项目筹资近期较成功的例子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中国红行动”。“中国红行动”是2008年5月10日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爱心企业和媒体共同发起,以倡导“消费即行善”为理念的大型慈善活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借鉴了欧美一个著名的慈善项目“红计划”具有独创性的筹资理念,策划推出了“中国红计划”,具体指组织动员海内外著名企业设计成产一款红色的慈善产品,产品销售的部分利润捐赠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用于公益项目的实施,消费者在购买该款产品时就已经参与和支持了慈善事业。中国红行动的设计理念是三方互利:对于公司而言,借助慈善组织强大的社会号召力推广一款新产品所节省下来的广告费用足以抵扣捐赠给慈善组织的那部分善款,同时还可以在市场上树立一种积极的品牌形象;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红产品的费用与不购买红产品的费用是一样的,但不同的是他在消费时还为公益事业付出了自己的爱心;对于慈善组织而言,可以不用投入生产商品所需要的成本、技术和人力,却能够掌握筹资的主动权,与企业由施与受的关系转变为合作的关系。可以说,“中国红行动”是一种三赢的筹资理念,值得推广和深入。“中国红行动”得到了格兰仕、国美电器、微软MSN的响应和参与。格兰仕率先捐款100万元,并推出一款“中国红”光波微波炉,承诺每销售一台产品即捐赠1元人民币;国美电器捐款150万元,同时承诺在全国的家电卖场开辟“中国红专区”,开展“中国红”产品专卖活动;微软MSN捐赠价值1000万元的广告资源,在MSN开辟中国红频道,向所有的MSN用户传播“中国红”的慈善理念;一些媒体,如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黑龙江卫视等都将作为联合发起媒体,共同推动“中国红行动”的开展。

中国红行动在黑龙江、内蒙古、山东、陕西、湖北、安徽、四川、新疆、宁夏、山西、河南等12省、市、区立项援建60余个博爱卫生院(站)。2008年5月-12月,半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红行动共筹集物款2286.10万元,其中:善款1286.10万元,物资1002.00万元。中国红行动还荣获2008年度——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实施“项目筹资”,首先就要设立筹资项目。据中国筹募市场调查,最受欢迎的项目是教育助学类,占总体的40%;其次是救灾类,占总体的25%左右;再次是扶贫济困占总体的20%。而企业对赞助以下几类活动特别感兴趣:公司重要经营区域的地方性重大项目,重大文艺活动,体育活动或竞赛等等。在我国汶川大地震中,全国各地都开展了义演义唱,在扣除场务费,劳务费,演员出场费后的收入统统上交基金会,第一线资助四川灾民。类似这样的活动还有很多,再如1998年我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移动首推短信平台,精心设计短信号码“8858”(帮帮我吧),受到大众的一致好评,凡是发短信“5”或“30”至“8858”,即实现了捐款的心愿,无数个5元和30元的爱心短信从四面八方而来。该募捐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同一个8858号码,不受地区限制,实现捐赠。基金会与信息产业部,中国移动,中国网通,中国电信和中国铁通联合便是一种依托多种载体,使捐款人尽可能方便。

(三)按照捐赠款项汇入的方式不同,可分为银行汇款、邮局汇款、在线捐款(用支付宝、腾讯财付通、贝宝、快钱等网络支付)、手机短信等方式。

随着金融服务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的进步,各种更为先进、便捷的捐赠方式也不断涌现。目前,大部分著名的慈善机构和公募基金会都开通了多种捐赠方式。譬如中国扶贫基金会为捐赠者提供了现场捐款、银行捐款、邮局捐款、在线捐款(用支付宝在线募捐)、短信捐款(可选择按次捐和按月捐)等多种捐赠方式。再如壹基金会,募捐方式有通过银行 / 邮局汇款到帐,通过腾讯财付通、支付宝网上筹入到帐,通过招商银行爱心卡到帐,通过手机短信、贝宝、快钱等其他途径到帐等。但目前通过银行/邮局汇款到帐仍是壹基金主要汇款方式。2009年第二季度有91.83%的汇款是通过银行/邮局汇来的,8.17%是通过网上支付系统或银行卡汇来的。通过网上支付系统或银行卡汇款是个人捐赠的主要方式。可以预见,以后随着网民的增加以及网上支付系统的改进,网上支付系统的捐款比重将大大增加。公益社会组织应尽可能多地开通网上支付系统,以方便个人捐赠。

上面列举的筹资方式是目前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在筹资过程中比较常用的。其实募捐的方式多种多样,除了以上介绍的募捐方式外,还有街头募捐、上门募捐、购买彩票、在义卖商店购物、商店柜台募捐、教会募捐、赞助、工作场所募捐、为了慈善目的购物、酒店募捐、参加慈善活动、劝募信、旧杂物义卖、电视或广播劝募、认捐/会费、定期捐款契约、从工资单上扣除、通过义卖目录购物、电话劝募、亲善信用卡、其他现金捐赠。我们在实践中都可以偿试运用。

四、美国捐赠激励制度

美国是公认的公益慈善大国,这从慈善捐款的数额和民间慈善机构的数量上可以得到反映。2006年美国慈善捐款总额达2950亿美元,参加捐款的家庭达89%,全国人均为1620美元。2006年美国受政府认可的民间慈善机构约有100万家(其中有35万家宗教慈善机构)。美国捐赠数额的庞大和慈善机构的众多和美国的捐赠激励制度密切相关。

(一)捐款可获税收减免且手续简便

美国政府通过税法501(C)(3)条款项下的“慈善组织”、501(C)(3)(4)条款项下的“社会福利团体与宗教组织”等法律程序来专门给这些机构提供运行保障,哪些可免税,哪类不能免税,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都有明确规定。

在美国,不仅捐款可以免征所得税,捐物也可以抵交所得税。对于小额捐赠的免税,政府管理较松,减免手结简便,捐赠人只要拿着慈善机构开具的免税凭证就可以到税务机关申请减免。对于大额捐赠,捐出多少钱就在所得税中相应扣除多少。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以高额累进著称,当遗产在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而且遗产受益人还必须先缴纳遗产税,后继承遗产,所以富豪的后代要继承遗产会遇到重重阻碍。而建立基金会或捐助善款则可以获得税收减免,进行慈善捐助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而且有助于树立公众形象和产生模范效应。

(二)慈善捐赠会产生“光环效应”

在美国,企业把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作为一个成功企业的重要标志。参与捐赠不仅能增强员工的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且可以凭借公众对慈善的信念和信任,获得更多的商机。这种光环效应给企业带来的价值难以估量。在美国排名前50位的大企业或公司,每年都要将一定比例的收益投入慈善公益事业。许多企业还设立自己的慈善机构或基金会组织。

(三)慈善家没有后顾之忧

慈善家会担心捐出巨额款项后,如果收入锐减,自己的生活将面临困难。为了解决慈善家的这种担忧,美国慈善界创造了很多方法,如慈善年金、慈善余款信托基金和合伙组建的收益基金等,这些办法使得捐赠者在捐出财富后仍可获得稳定的现金收入,保障其捐赠后仍可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四)美国法律和政府对公益慈善组织的严格管理与监管,增强了人们的捐赠信心。

美国法律对慈善组织有着明确的界定,对其财务和业务信息有着严格的披露规定。任何人要成立免税性质的慈善组织,都必须接受政府严格的审查,符合一定的条件。美国慈善机构每年要向国税局详细报告本年度经费的来源和支出情况以及各项活动经费的来龙去脉,接受国家税务局的严格审计,违规慈善机构将受到处罚或征收罚金,直至被吊销免税资格。

慈善机构的活动与财务状况还要向社会公开,以增进组织的公开度和透明度。一般来说,比较大的超过某一定数额的捐款,捐赠人查询时,各慈善机构都会负责任地向其交代善款的去向和用途。而小额捐款是否可以查询,各慈善机构在宣传广告中事先有说明,供捐赠人在选择捐赠对象时作参考。以上这些措施,对保证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对维护慈善组织的信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增强了人们的捐赠信心。

五、清代公益慈善组织的筹资机制

为了保持公益慈善组织的长久存在,清代公益慈善组织拓宽了资金来源,除了广泛接受来自民间、政府的捐款外,还大力置办各种产业,靠产业收入来维持公益慈善组织的运营。

(一)资金来源

筹集资金是公益慈善组织运行的重要保证,清代慈善组织的资金来源渠道有各种捐助、政府拨款、自身财产收入等。

1.捐助

公益慈善组织初始运行的资金基本上全部来自捐赠,有人捐赠房屋,有人捐赠田地、有人捐赠现金。捐款人的身份也较为复杂,有绅士、有官员、有商人,也有普通民众。理论上讲,捐赠是自愿的,《清会典事例》记载乾隆皇帝的一则诏令,要求地方官员对于乐善好施者“听其捐助,共成善举,但不得稍涉勉强。”在实际操作中,强迫捐赠的事例应该是存在的。

(a)绅士。中国的绅士是以科举制、捐纳制、学校制为媒介而形成的一个政治社会统治层,其中包括官职经验者(含请假、退职官和进士)和未入仕的学位持有者(举人、贡生、监生、生员)。绅士在地方社会的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参与慈善事业。绅士一方面捐钱用于直接的救助,一方面捐钱用于购买田产、店面。如嘉庆八年(1803),丹徒诸生张士锐、王豫,邑人诸生卞贤营购买堂基,订立条约,设立江都同善堂,恤养嫠孤及贫废无告之人。后来郡人诸生卞萃文,邑人职员王世经,监生蒋廷芳、茅清源、朱谦元,丹徒王屋捐资购买漕田、芦洲、市屋,以充经费,规模益扩。松江普济堂由当地绅富合力捐助购置陈案官田430多亩作为堂产。高邮州邑绅孙宗彝,义民吴起鲲等设立救生船二只。松江府全节堂,生员尹祖洛等历置田亩,把救助名额增加到千余名。为了建立栖流所,杭州绅士徐培、余锷,董事金枝、王锡等都分别捐了钱,买地创建。共筹得经费白银八千两。平湖县义学,光绪六年(1880),邑绅筹款请于邑之四门各设义学,以教寒子弟之无力读书者,知县彭润章通详立案。

(b)官员。在善堂成立时或者善堂经营困难时,地方官员为了倡导绅士和民众捐款,自己会带头捐赠。如高邮知州杨宜仑批准出示晓谕,自己又捐廉三十两,发入会内,倡行善举,于是阖邑踊跃乐输矣。官员捐助不限于某一项具体的慈善事业,在义学、救生、养老、恤寡、育婴等方面都有官员捐赠的例子,而且从清初到清末,官员捐助一直在延续。如在嘉兴县,义学在城隍庙左,康熙二十七年(1688)知县朱维熊建。康熙三十六年(1697),知县王玮倡置义田。乾隆五十年(1785)后,知县王恒权衡学田及义田岁入,将救助名额扩展至250名,极贫士每年给八斗,次贫士每年给四斗,作为其求学的费用。生贤义学,在洲钱镇只园寺,初为生贤文社,主簿杨纯礼捐廉倡设。光绪元年(1875),知县余丽元改为义学,拨育婴堂余款以济之。在高邮州,康熙四十六年(1707)知州李之檀置船二只,实力奉行,所救济者甚众。在松江府,康熙五十二年(1713),青浦知县洪亮采创办育婴堂,雍正二年(1724)知县张继咏重修。同治七年(1868),奉贤知县罗嘉杰、韩佩金,邑人唐庆廷、庄德均、袁敬胜等先后倡集,捐资置田给恤嫠局。同治八年(1869),青浦知县钱宝传对接婴堂倡捐举办保婴。同治十一年(1872),巡道沈秉成,知县陈其元给上海清节堂续捐,建房百余间。同治十三年(1874),同知陈方瀛捐设川沙接婴局,每岁收养弃婴,分送上海南汇育婴堂。光绪七年(1881),巡道刘瑞芬给上海清节堂续捐,添建楼房三十余间。在平湖县,康熙四十五年(1706),知县董天眷捐俸置田倡导建立育婴堂,翰林高舆建楼三间收留弃婴,送苏州婴堂就育。平湖县保婴会,同治十二年(1873)知县邢守道暨邑绅张中和、朱慎修、张济美等共捐洋六百元存典生息,以充经费。

(c)普通民众。除了绅士和官员是清代慈善组织捐款的主要力量外,普通民众在佛道儒慈善思想的影响下,不乏有捐款捐物的事例,地方志中描述他们的捐助行为时,称他们为里民、里人或邑人。里人在倡议、捐建善堂方面非常活跃。这股潮流从清初直至清末都未中断。如康熙四十九年(1710)邑人张永铨倡议创办上海育婴堂,邑人曹炯曾捐宅创建。乾隆三年(1738),邑人吴三复捐田二顷创建苏州女普济堂。乾隆十六年(1751),里人金在田等在南汇县创建广善堂。乾隆三十八年(1773),里人沈若潜等捐建金山同善堂。嘉庆三年(1798),里人徐东园等倡建青浦同善堂。嘉庆九年(1804),里人毛思润等捐建华亭同善堂。嘉庆十年(1805),里人张孝林等募建华娄同善堂,每年夏秋两季施医舍药,施棺埋葬,赠送化验浮尸及路毙尸体费用。同治十二年(1873)里人张福门捐基创办平湖县芦川接婴堂,沈春华募建平屋一间,披屋一间,用老妪一人,常川值堂,收留弃婴,送邑堂就育。里人陈雪卿等复捐田以助之。凡租米六石九斗五升。光绪二十四年(1898),詹徐氏施送荒草田80亩,李马氏施送安乐巷住房一所给甘泉县庇寒所。

(d)商人。商人对善堂的捐助在清前期就已存在,如江都育婴堂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育婴堂,该堂是在顺治十二年(1655),由邑人蔡连,绅商李宗孔、闵世璋等共同捐银建立的。后来经费不够用,康熙五十年(1711),运使李陈常三人集商公议,每年捐银1200两。雍正八年(1730),江都普济堂,两淮商人照育婴堂例,按年捐银1200两。但晚清时,随着各地商业的发展,善堂的经费由商户捐赠的越来越多。有丝捐、茶捐、盐捐、木行捐、米行捐、饼业捐等。如江都县得善堂,其恤嫠经费就是由六濠口米行捐赠的。该堂嫠妇额定六七十名,旧章每名月给钱一百、米一斗,现改为每名月给钱三百。杭州栖流所,经四所盐商吴恒聚、方复元、汪义生、祝逢吉筹助,每引输银一分,积存至道光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开办衣食医药,随时酌给。徽宁思恭堂在道光中,诸茶商助施衣衾,复捐厘置产,以裕经费。茶商的捐助促进了徽宁思恭堂慈善事业的大展,到了咸丰三年(1853),堂中停放棺柩达千余具。但在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萧条,捐款不能达到战前的水平,为了维持善堂的运营,开始实行强制性的捐输,思恭堂于出口的绿茶中每箱提取12文,红茶20文,关东茶于1868年起每件重新提钱12文。

在捐助中,有一个问题须处理好,才不致于影响捐赠的持续性,这就是捐赠的额度规定。捐款数额的规定对捐赠者的行为和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一数额要适合人们的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同善会的捐款规则是事先确定会友捐款的日期,设定捐款的数额范围,从九分到九钱,根据会友的经济实力,自愿捐献。捐款的上限规定能够避免捐赠成为捐助者的负担和会友之间的不当攀比。下限规定使得捐款具有最低数额的保证,以维持善会的正常开支。根据夫马进的研究,明末清初同善会的捐款数平均每人2钱3分,这种程度的金额对于来自一般家庭的会员应该不是太重的负担。在恤嫠会中,也有捐款上下限的规定,《京口仿行彭氏恤嫠会例》规定:以每年出银十二两为一会,由一会以至十会,诸公量力自书,书定后,即将芳名勒石,以垂不朽。在此,对捐款的数额定于一会到十会之间。

总体而言,民间捐助是清代中前期慈善组织资金的主要来源,而到了后期,随着民间经济力量的遭到削弱,政府拨给的比重大幅上升。民间捐助的主要理念是自愿,在运作方式上主要靠规劝和激励,捐助主体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政府拨给慈善组织的资金来源于税费收入,在运作方式上靠强制征收,捐助主体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中又有省、府、州、县拨给之分,还有职能部门如军队、盐运使、海关划拨而来的。

2.政府拨给

政府拨给分为中央政府拨给和地方政府拨给两种。清初中央政府拨款的善堂大都在京城。如京师广宁门外普济堂,每岁恩赐崇文门税银千两,用于养赡孤贫。乾隆四十四年(1779)谕,京城广宁门外普济堂,冬间贫民较多,将京仓气头廒底内小米拨给三百石,自是岁以为常。咸丰六年(1856),展普济堂、功德林粥厂两月,并发给应赏银各1000两。同治三年(1864)加赏普济堂功德林赈米200石、银400两,展期两月。

为了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地方政府也会对善堂拨付资金,这一支持主要目的是对经营困难的善堂予以支持。善堂的经营离不开经费,经济环境对慈善事业的经费筹集有着直接的影响。清朝晚期以后,民间经济力量受到削弱,慈善组织经费的筹集遇到了困难。特别是经过太平天国起义后,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更是大受影响。原有的慈善组织元气大伤,民间经济力量受损严重,很多慈善组织面临很大的经费压力,因经费不敷而减少人数,降低待遇的较为普遍,“诸同志勉力支持”,如松江全节堂因经费不敷,一概采用院外救助。然而战后存在的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急需慈善组织来救助,虽然经济上江南地区受损严重,但慈善文化并没有中断,因此,战后大量慈善组织迅速恢复。为了支持这些慈善组织的发展,政府加大了财政支持力度,政府对慈善组织经费支持的形式有直接的财政拨款,也有从税收中提取的。在政府的扶持下,慈善组织的救助能力大大增强。如前述松江全节堂,经过太平天国战争,救助的嫠妇要么殉难,要么逃难,捐款停止,田地抛荒。同治二年(1863)春,到堂领救助金的只有600多人。同治五年(1866),因经费紧张,请巡道厘局转详督抚,准于厘捐总局月拨库银一百两,得此接济,善政复兴,至光绪元年(1875),得以救助的嫠妇达到1200名。

从税金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慈善组织的经费在清末已经较为普遍。如青浦县接婴堂,政府从地丁钱粮中每两提钱3文。同治八年(1869)又提公费钱每年300千文,以资保婴,并有月捐充用。原来额养五名,政府拨款后,收养额数陡增至三十名。松江育婴堂的经费“现在本县筹拨草息钱1000串”,“向来由县于办漕公费中,每石原提郡城育婴堂钱5文,本城接婴堂钱5文,钱粮公费每两又提郡城育婴堂钱5文,每岁由县共发钱840千文。”该县原来没有育婴堂,婴孩要抱送至州育婴堂,同时该县官府会交一定的费用给州育婴堂,该县设立育婴堂后,无须再把婴孩送至州育婴堂,所以也把原来拨给松江府育婴堂的钱停止拨付,留给本县育婴堂支用。设立印簿,由董事按月呈簿请发,当堂领取,不经书吏之手,以杜弊混,其续开各典月捐亦可酌拨。

从税金中抽取一部分作为慈善组织的经费,把原来商人自愿性质的捐款变成了强制。清朝末年,这部分资金具有了普遍性,出现了“徭役化”的趋势。如米捐等各米谷商以每年经手米谷数额的一定百分比的形式自动征收并作捐赠,米谷商个人的愿望和意欲却几乎完全无法看出。慈善组织的经费已具有了摊派的性质,慈善组织变成了由官方操纵的民间组织。这一方面反映了清代末期受到战争影响和外强侵略,民间经济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民间捐款无力,慈善组织不得不求救于官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官方在社会事务上对慈善组织的依赖,反映了国家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社会治理的理念,以及官方直接控制社会能力的不足。

3.投资形成的收入。对慈善组织而言,捐款收入是零散的,不稳定的。为了保证慈善组织的经营不受捐款不稳定性的影响,清代的慈善组织特别重视资金的投资运营,以增强自身的财务独立性。投资的最主要形式是田产,其次是存典生息,再次是购买店面出租获得租金。对于慈善组织最主要形式的善堂而言,拥有的田产面积惊人。如苏州女普济堂于咸丰十年( 1860)被战火摧毁,冯桂芬重建,后陆续增置稻田6500多亩,沙田6890.969亩,共计13397.906亩。详见下图。根据当时松江普济堂的数据,稻田亩产1.14石,扣除皇粮和佃户的报酬,实际归善堂所有的收获率为63.23%,苏州女普济堂6500多亩稻田,共能产稻7412.37石,善堂可支配的量为4686.84石。

表2  苏州女普济堂田产分布表

 

地区

吴县

长洲县

元和县

新阳县

吴江县

合计

稻田(亩)

785.02

1465.496

2780.018

1780.266

196.137

6506.937

地区

宝山东带

崇明泊

海门玉心

江阴

永凝

合计

沙田(亩)

1523.17

1948.47

1285.88

1976.144

157.305

6890.969

资料来源:光绪《苏州府志》卷二十四《公署四·善堂》

 

(二)筹资方式

善堂会在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地创造筹资的方式。本文介绍四种方式:一文会式、六文会式、浮图式和散集式。

1. 一文会式。又称一文愿式。在善会中,一文会式使用地较多。它的原理是会员日捐钱一文,积少成多,每季末月初一交会,十五散给。如有愿意多捐者,听其自然。一文会式主要是针对普通人家的,对于巨富大贾,则另行劝募。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一文会式的募捐为人们行善的意愿提供了便利。如南昌百花洲惜字塔舍,就是依靠当地人用一文愿式建立起来的。新建县人萧辑五,偕同乡友人陈星垣、余芸圃和南昌滕省吾等十人,欲合力建惜字塔,但受经济能力限制,便采用了一文愿式向社会广为劝捐、募集资金。行之五、六年后,用所余资金购置房舍,内供文昌帝君,而建塔于庭前。这种筹资方式适用于小农经济时代的普通民众,为普通民众参与慈善捐助事业开通了一条路径。

2. 六文会式。六文会式和一文会式虽然名称相似,但内容不同。六文会式是在江西丰城育婴事业中首创的,后来在江西省内得到推广,影响广泛,在金溪和萍乡都曾使用过。《得一录》中记载了它的运作原理:把拟募集的资金分成100股,每股6文,每月共筹集600文,这笔钱用于支付一个女婴一个月的费用。若养育20个月,每人仅需捐助120文,就算捐助10股,总共才捐1200文。使用这种筹资方式,捐款人不会感觉有太大的经济压力。

3. 浮图式,用浮图的形式募集资金。清代的人们相信做善事可以得到神的保佑,从而平安富贵。善会、善堂根据人们的这种心理,制作了浮图作为募缘册,取“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意。塔有七层,共十个门,每一个门计钱四百二十文,每一塔合钱四千二百文。捐助者可以捐助一塔,也可一人独捐数塔,亦可数人合捐一塔,这时就在每个门上写上捐款者的名字,最后将捐款者的名字和捐款数额汇集登入总捐簿,到年底在神前焚化,一方面将捐助者的姓名报告给神,另一方面接受神的监督,提高慈善组织的信誉度。这种筹资方式是在公众具有共有的佛教信仰基础上开展的,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基础。

4. 散集式,分散在各处收集,再会聚在一起的集资方式。如康熙年间,杭州育婴堂在每个米行门口悬挂一个布袋,袋子上写上“育婴”两字,米行可以将富余的米装进袋内,外来米商也可闻善乐助,从一斗到一升或一合,随力而捐,半个月汇收一次,拿至堂内,按照市价,作为工资发给愿意领米的乳妇。这种筹资方式适用于商铺林立的城镇,为店铺的捐助提供了便利,还能提高店铺的声誉。

综观上述筹资方式,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考虑人们的捐助能力,不让慈善捐款成为人们的负担,通过积少成多,达到做成慈善事业的目的。这一筹资思路对今天仍有借鉴价值。

(三)资产形式及其投资运营

清代慈善组织资金管理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大量购置恒产,把恒产运作的收入作为慈善组织主要的资金来源。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出资产管理的经验“堂无恒产,难为继也”。邵伯普济堂与瓜洲普济堂就曾因资产构成不同而在救助事业上形成了冷热不同的鲜明对比。瓜洲普济堂既有田产收入,又有盐商不间断地捐款,而邵伯普济堂则仅有当地集市上店铺捐款和绅士的捐款,这就造成瓜洲普济堂救助事业红红火火,邵伯普济堂冷冷清清。后来扬州知府划拨给邵伯普济堂官田273亩,又节缩常俸130两购地建堂,绅士黄履昂捐银1500两存典生息,该堂才显露生机。从地方志等历史文献来看,清代慈善组织拥有的资产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田产、芦荡、存典生息银和房屋等。从地方志的的记载看,这些资产在性质上都属于民间慈善组织所有的公产,具有明晰的产权,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慈善组织接受捐助或购置来这些资产时,都要请官方“通详立案”,禁止民众随意侵占。即使是捐来的资产,捐物人的后裔也不能再对其主张权利。这对于保证慈善组织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地方社会的公益事业提供了财力基础,保证了基层公共服务的提供。慈善组织拥有独立资产,通过运营源源不断地有资金流入,减少了慈善组织对民众捐款的依赖,增加了其经济上的独立性和经营上的稳定性。这一举办思路对今天的慈善组织仍有强烈的借鉴价值。

1.田产。

田产是清代善堂里最主要的资产,是善会善堂运营收入最主要的来源。清代善会善堂的田产的特点是数量大、种类多、分布广且分布零散。

清代善堂对田产的管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对田地丈量得相当精细,有的细化到“忽”,如松江普济堂所属的娄县三保三区二十六图田记录到一亩九分九厘四丝六忽。但作为善堂最主要的资产,田产的经营具有不稳定性,它面临以下风险:一是农作物欠收的风险。如果遭遇水灾、旱灾、虫灾、雹灾等自然灾害,农作物产量较低或绝收,佃户便无力交租。二是田被冲压的风险。这时田产失去,初始投入的本金都有可能无法收回。这两种风险都是自然风险,具有不可抗拒性。三是佃户拖欠逃匿的风险。佃户找各种理由拖欠田租或在丰收之际携带米谷逃亡。以乾隆二十六年(1761)山东省为例,当时普济堂田租的积欠程度已很严重,如阳信、滕县、鱼台、日照、寿光、高密、莱阳七县册报,俱有积欠。针对佃户拖欠田租的这种风险,因其具有人为因素,所以一般都设法催交,对于家庭赤贫者,只有解聘而另招殷佃设法种植,毋致再有积欠。

田产除了面对以上三种风险外,还存在被他人强占不还的问题。在松江普济堂和苏州普济堂之间就发生了一场关于毕姓没官田的纠纷。毕姓没官田位于娄县(今上海市辖下的松江区的一部分)境内,是松江府的地盘。苏州普济堂把毕姓没官田借去之后,迟迟不还。乾隆元年(1736),松江普济堂建立后,娄县知县王士瑾请示将之返还给松江普济堂,没有办成。直到乾隆六年(1741),在上级的干预下,才将毕姓没官田一年的租银1300余两拨给松江普济堂,这时,松江府的绅士们又请求归还被占土地,两江总督已经批准,可是苏州普济堂又没归还。苏州普济堂的势力可见一斑。无奈之下,松江的绅士们只有自己设法募捐,购买了440亩陈案官田。这些田散落在华亭、奉贤、娄县等地。加上原有之蒲、米等租,量入为出,方稍可支应。

2.芦荡。芦荡,也称荡田,是指善堂拥有的水域和沼泽地,可以种植芦苇和蒲草,通过出售芦苇和蒲草善堂可以获得大量收入,而前述田产是善堂拥有的可以种植的土地。善堂拥有芦荡的面积往往是田产的许多倍,大概6亩芦荡折合1亩田产的价值。以松江普济堂为例,该堂在娄县拥有的田产为526.291亩,以平均亩产1.14石计算,年产米599.97石,草荡达2564.75068亩,年收入1,118,757文。

3.存典生息银。存典生息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作为慈善组织的收入,一是作为积累资金的手段,资金积累后购买田产或建舍。如松江同善堂,资金一有赢余,就存典生息。积累到一定的份额后,就添置产业,以图永久。

拥有资金后存典生息在清代较为常见,而且基本上各个善堂都有这种行为。下面以赣州府为例进行说明。赣州普济堂,乾隆四十九年(1784),赣邑杨其昌等共捐钱245000文,至咸丰五、六年,各典因乱歇业,此项遂归无着。由此可见,存典生息会面临当铺破产或战乱的风险,但由于投资渠道狭窄,即使有风险,也要投资,太平天国起义结束后,当铺又重新兴旺起来,各类善堂的资金也大量存入。同治三年(1864),赣州知府王德固与知县俞敦培、经历赵倡劝,共捐得洋边1525元,创设育婴会,所捐洋边存惠和质铺生息。同治七年(1868),知府魏瀛提拨府款制钱1000串,亦存质铺生息。赣州报德堂,同治三年(1864),县吏罗汇泉、陈启文劝湖北朱俭堂捐资40千文外,每口1文为愿,任人捐愿多寡。至同治八年(1869)时经费紧张,复邀绅士冯言绅等捐钱500千文,同治十一年(1872),官绅士商又合捐钱2300千文,共计钱2800千文,存惠和质铺生息支用。赣州全节堂,提拨团捐存款钱2500千文,存惠和质铺生息支用。

规模大、资金充裕的善堂在典铺所存的资金较多,如松江普济堂息本原有1426.4千文。南汇恤嫠局有存典生息捐钱2100千文。青浦县珠阁街接婴局,存典生息钱1000千文。按月息1分的利息计算,上述三个善堂全年分别可得利息171.165千文、252千文、120千文。但一般来说,相比田产的收入,利息收入所占的比重并不大。

4.房屋。善堂拥有的房屋按使用性质划分有两种,一种是作为办公和实施救助用的场所,一种是作为收取房租用的投资资产。绝大部分善会、善堂都有自己的固定办公场所,称为会所或堂屋,“堂无专址,是有名无实也”。在善会善堂成立初期,由于经费不宽裕,会所或堂屋多设在寺庙等公共设施内,一般经营数年实力雄厚以后,就会僻地建堂。由建堂的花费可以估算出其价值。如川沙至元堂,“计面南堂屋五楹,东为侧厅,西为厢屋,前为门道,共一十间,四周缭以崇垣,共糜工料洋银一千五百余元”

市房是慈善组织投资的一个重要方向,大部分规模较大的慈善组织都置有自己的市房用于出租,收取租金。

由上可见,清代中国所处的农业社会阶段和自然经济性质决定了很多善会善堂的资产及收入都和土地有关,资产的表现形态主要是土地、房产和生息资金,收入来源于地租、房租和存典生息的利息收入。其中田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最大。除田产收入外,存典生息的利息收入所占比重很大,这一方面反映了存典生息对育婴堂的重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资金投资范围非常有限,除买田置地收取租金外,就是存典生息。投资范围的局限,使得许多善会善堂的规模很难迅速壮大,也很难持久经营。社会捐赠也是善堂资金的重要来源,在善堂经营的初期和困难时期,捐赠的力量尤为突出,这种捐赠不仅是财力的捐赠,还有人力的捐赠。

慈善组织投资手段随着社会投资力量的变化而变化,到了民国时期出现铁路股票后,慈善组织也有将资金投资于股票的。如徽宁思恭堂新置江苏省铁路优先股160股,每股洋元五元整。辛亥年添置江苏省铁路股份共56股,购置浙江省铁路优先股票1股。股票编号、股票数量在征信录中都有记载。

六、提高公益性社会组织筹资水平的对策分析

建立合理有效的资金筹集机制是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在筹款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和大胆的创新,又有失败的教训和薄弱的环节。虽然对于合理有效的资金筹集机制,每个组织都有不同的理解,但对大多数公益性社会组织而言,其基本方向应该是建立筹资渠道多元、主要来源稳定、筹款方式灵活的资金筹集机制。

(一)争取政府资金

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在中国,凡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并经政府大力推动的事业,就会获得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每一次大发展都与政府的推动息息相关。但政府对慈善推动的方式应由直接的动员式劝募变为间接地提供法律、政策、政治环境。特别在慈善捐赠领域,政府不能直接冲在一线,应由公益性社会组织自身建立长效的募捐机制来向社会募集资金,政府则充当协调和监督角色。

从资金上援助公益性社会组织是政府扶持公益慈善事业的基本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特别是2004年,在提出社会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慈善事业第一次被明确地写进党的重要文件,而且把它纳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部署。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公益慈善事业在中国加速发展。可以预见,政府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支持力度会不断加大。民间公益性社会组织应努力寻求政府的扶持,具体实施可参照以下几点。

1.向政府营销组织服务,让政府购买组织服务

在一个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时代里,每一个组织都具有其他组织所没有的特性和优势。那些民间的草根公益慈善机构只要认清自身的优势,就可以充分营销自己的服务,而政府正是最好的买主。这种筹资方式源自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政府改革实践,福利国家模式给政府带来沉重的压力,一些政治家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提供领域。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削减福利支出,大量的公共服务项目被推给了民间组织和私人机构。澳大利亚、新西兰及美国的里根政府在行政改革的过程中都采取了类似的思路和做法。政府和民间机构签订了服务承包合同,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具体服务由民间机构来承担。这种方式往往比政府对公益慈善组织直接注资更有效率,即使一开始与政府签订承包合同的仍然是一些具有雄厚资金实力的组织,但通过二次转让,最终将会有更多的小规模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到项目的实施上。例如在5.12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中,许多大规模的基金会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获得了政府的灾后重建外包合同,然后,他们再分别举办招标活动,选择更多的民间慈善机构来共同参与重建工作,打破垄断,产生竞争,实现效率,可谓真正实现了有效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这样,一方面实现了政府精简机构转变职能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公益性社会组织获得了维持自身运转的经费。

2.代理政府采购

政府是一个庞大的机器,要维持其高效运转就要消费,于是,政府采购就孕育而生。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同时,为了避免政府采购过程中的腐败行为,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采购代理人必须是非营利性事业法人,采购代理人与行者各机关不得存在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各种机构在政府采购过程中挣到了巨额的利润,公益性社会组织为什么不可以呢?代理政府采购对于公益性社会组织而言就是最有优势的一项活动。

3.直接向政府提供采购商品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益性社会组织对于经济及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作用已经越来越被政府所认识。政府对公益性社会组织也越来越多地采取扶持的立场。政府采购规模庞大,公益性社会组织应重视这个潜在的市场,争取从中筹得一部分资金。努力开拓服务范围,直接向政府提供采购商品,虽然这对公益性社会组织而言挑战大于机会,因为存在着企业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但公益性社会组织如果充分营销自己的弱势地位和公益性质的话,在所提供产品和服务品质差不多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赢得额外的同情分而胜出的。因为在政府采购法中,隐含着一个扶持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九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包括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

(二)发展海外市场,争取海外注资

全球化的浪潮使得公益事业也呈现一种国际化的趋势。在国际筹款市场上,有大量面对各国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游动资金。这些资金有的来自于国际组织,有的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政府,有的来自于北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近年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给第三世界国家发放贷款时,常常规定贷款资助的项目必须由非政府组织来承担。由此可见,国际公益筹款市场是一个值得挖掘并利用的市场,我国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发展海外市场争取海外慈善机构的注资来弥补自己的资金缺口。

1.为组织招募专业人才,尤其是具有国际交流经验的人才

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对国际筹款市场的利用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上,还远不及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如罗马尼亚和印度。罗马尼亚公益性社会组织最大的收入来源不在国内而是在国外,据统计,国外资助占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美国和欧盟是它最大的金主。另外在印度一些地区的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收入中,国外资助占据了组织70%以上的资金。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外公益资金对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也逐渐加强。如美国福特基金会每年对中国的资助约有1300万美元。世界自然科学基金会、世界银行等组织也资助了不少公益项目。但由于许多公益性社会组织自身缺乏专门的人才储备,尤其是外语人才,使其失去了一条广阔的筹资渠道。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由于人才储备的不平衡,这大笔大笔的海外注资只能又一次流入那些具有完善运行机制的大型组织,从而降低了资金的利用效率。中国有句古话:磨刀不误砍柴工。说的是在做一件事之前首先要有完备先进的工具,这样就能事半功倍,同样的,在21世纪的今天,人才就是最好的工具,对于那些民间公益性社会组织而言更是需要有长远发展的眼光,储备足够的与国际接轨的专业人才才能开拓海外公益资金这一新的筹资渠道。

2.谙熟国际注资规则

近几年,我国有一些公益组织曾得到海外的资金援助,如“地球村”、“自然之友”、“希望工程”等。分析这些组织,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它们能获得国际援助的原因并不全是自身实力的强大,而是其熟知特定领域内的情况,同时也熟悉国际筹款市场的规则。因此,我国民间公益性社会组织要想获得国外资金需要克服的另一难题就是熟悉国际筹款市场的规则,主动与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与国外的非营利性组织沟通,以获得它们的资金支持,还可以争取海外华人及外国个体的直接捐赠。

(三)建立制度化的募款形式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金融海啸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由于公益性社会组织资金收入的不对称性,同样也遭遇了一次“金融危机”,2008年被称为“慈善寒冬”。这种碰上好光景财源滚滚普天同庆,遇上荒年筹款无门的现象是值得警惕的。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尚没有一个慈善机构形成一套制度化的募款机制,而现状恰恰就是运动式的筹款多,制度式的筹款少。所以,简言之,就是要开辟几项稳定的资金筹集模式能保障组织在最困难的时期也能维持最基本的正常运作。

1.打造组织品牌项目

“希望工程”、“绿色家园”、“中国红计划”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项目,而当海外基金寻求国内公益性社会组织进行捐款时、政府部门寻求公益性社会组织进行项目委托时、个人资产寻求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时都会在特定领域内寻找最成熟的项目来投入,也正因为如此,创立这些品牌项目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可以比较容易的筹措到资金,这就是品牌的竞争优势。作为一些民间的草根公益性社会组织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更加应该注重活动项目的选择及对项目的品牌打造理念,如果还是遍地撒网式地开发毫无特点活动项目只会给组织造成更大的经济压力,小而精的项目选择方式将会是小型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例如由演艺明星李亚鹏夫妇创办的“嫣然天使基金会”在项目的选择上就十分注重精和专的思想,有特色意味着给打造项目品牌相应降低了难度。

2.与稳定的募款单位签订协议

一些公益性社会组织是由企业冠名设立的,它们的资金保障是企业依照事先签订好的协议每年向组织划拨的一定项目经费。例如,汇丰银行通过汇丰银行慈善基金从事公益活动,基金会通过银行本身的注资而拥有它自己的资产,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基金也不会改变原有的策略。国寿慈善基金会和人保慈善基金会也分别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获得资金。从中笔者得到的启示是稳定的注资是对慈善项目的进行最有力的保障。具体操作时,公益性社会组织可以对企业法人的捐赠市场进行分析,根据捐赠的规模、形式和途径,以及捐赠者的偏好等因素,将捐赠者细分并从中列出与机构使命趋同并且潜力较大的名单,然后向这些企业进行劝募,值得注意的是,组织应该明白,这些企业是值得长期合作的伙伴,因此对其劝募时更应选择专门项目,必要时可以以企业冠名的形式签订专项捐赠协议,以保障贯穿专门项目始终的资金来源问题。

3.开展规律化、组织化的募款活动

慈善文化是需要培养的,捐赠意识是需要巩固的,一蹴而就的捐赠热潮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因此,目前国内普遍存在的打游击式的募款活动是有待改善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可以选择几项比较成功的募款活动,并对其做出进一步的改善,然后定期、定点举办募款活动,使市民的捐款活动化为习惯而并非一时兴起的举动。慈善氛围一旦形成,募款活动所能筹集的资金也会趋于平稳,这就成功地将以往一部分资金来源转变为稳定的资金收入。此外,要争取建立有利于捐赠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学习美国的经验,给各类捐赠不同程度地免税,让大额捐赠者有权参与管理自己捐出的资金,给捐赠者一定的回报,免除他生活的后顾之忧。

4. 针对不同的捐款主体,要制订相应的策略

公益性社会组织向个人、企业、政府甚至海外机构筹募资金时都要从各自特点出发。

(a)个体捐赠者主体意识强。他们关注的是受助者是否真正需要帮助,捐助款能否全部完整地到达受助者手上以及救助的效果。因此,劝导人们捐赠最好的办法是领着他们到贫困的项目点考察访问,让他们亲自体验,充分了解项目的具体情况。捐款人与受益群体越接近,越容易主动捐款。个体捐赠者比较适合“一对一”捐款,中国儿童基金会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个体捐赠者,那些捐赠者在捐款的几年内能明显地看到受助对象的成长和进步。

(b)企业本身是以盈利为目的组织,一味地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持续地捐款是不现实的。最好的募捐方法是将企业捐赠融入企业战略,符合企业目的。企业捐赠的目的有改善公司形象的,有提高员工参考士气的,有改善与顾客关系的,有增加产品销售的,有获得更多媒体关注的。公益社会组织应该针对企业的不同目的,展开募捐。比例以婴儿用品为主的强生公司把活动目标集中于儿童安全方面,生产化学用品的杜邦公司侧重于对公益环保方面的投入,都获得极好的效果。

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募捐时还应考虑捐赠方的利益,按照互惠互利的原则筹集资金。上海慈善基金会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上海慈善基金会从原有的等待企业捐款,转为主动出击,实行“兼顾捐赠人利益”的原则,树立多赢观点,通过为捐赠人提供服务从而募集更多的资金。基金总收入由1996年的4000余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9.20亿元(含赈灾4.64亿元)。

发挥商会在筹集资金中的作用是促进企业捐赠的另外一种方法。商会在为企业服务的同时,可以发挥密切联系企业的优势,广泛募集资金。如由河北企业商会创办的“新冀商慈爱基金”,成立之初就筹得善款近千万元。作为此项基金会的创办者,河北企业商会凝聚了众多河北知名企业的力量。有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河北企业的蓬勃发展和各地商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冀商”也逐渐在全国引起各行业关注。此项慈爱基金的成立,标志着河北商会积极投身社会慈善公益事业,逐步在社会中树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新冀商”形象。

(四)提高组织自身的公信力

提高公信力不仅对一个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资金筹集至关重要,同时还直接关系到组织的长远发展。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公信力是社会对其认可信任的程度。它可以通过法律约束和自律规范来实现。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运营依靠社会的支持,因此社会需要了解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运作是否符合公众的利益,这决定了社会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工作和服务品质要进行监督。所以说公益性社会组织必须要给社会公众一个了解自身运作的平台,主动完善自律机制,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确保组织运作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淘汰那些不正当和服务质量差,又严重影响公益性社会组织声誉的组织,及时公开和反馈捐赠信息,让捐赠人了解资金的流向和用途,进而增强人们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信任程度,提高社会的捐赠愿望。公益性社会组织公信力越强,捐赠者越愿意向其提供资金和物质。提高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公信力需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1.坚持财务公开,细化财务流向,并建立财务预算制度

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曾经说过:“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这句话生动地揭示了严格的财务管理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公益慈善资金如挪为他用,将有违公益慈善的宗旨,极大损害公众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信赖。防止腐败的最好方法就是暴露在阳光之下,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管理也同样适用,这一点并不会因其公益性而有所改变。对于我国大部分公益性社会组织而言,严格的会计制度、内外审计制度、财务公开制度以及年度季度财务预算制度是它们眼前最需要建立和完善的体系。公益性社会组织由于特殊的产权关系,导致其财务治理完全不同于公司财务治理。然而,与上市公司一样,公益性社会组织也具有公众产权特征,尽管出资者不要求回报,但同样关注出资财产的使用情况,需要向出资者披露财务信息。因此,根据公益机构的特点,并结合其发展现状推出相应的财务治理对策,必将有利于推动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建设。

目前很多社会组织一提到公开财务,就回避三舍,显然没有做到透明这一点。香港很多基金会在网站上都公布自己的财务报告,让人对其财务状况充分了解,如香港世界宣明会,建华慈善基金会、壹基金会在其网站上都批露了详细的财务信息,在壹基金会网站上还能看到2009年第二季度财务报告。而中国大陆由于慈善公益事业起步较晚,很多公益性社会组织还未在网站上公布其财务数据。有的即使公布了财务数据,也没有详细标明每笔资金的具体去向。如果能进一步公开财务流向,将每一笔收入的具体用途详细公示,对于组织的社会监督与自我监督都将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另外,建立财务预算制度也是十分必要的,那些缺乏资金的民间公益性社会组织更是需要在每年、每季度都做好详细的财务预算,这样,既可以使公益性社会组织对自身经费的流向有明确的规划,又方便外在监督的实施,提升出资者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信任度。

2.减少管理费用,精简机构,避免官僚主义

组织维持自身正常运行所需的管理费用也是财务支出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包括了组织成员的薪酬、采购成本和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交际费用等等。往往随着组织的地发展,这种项目支出以外的费用会越来越庞大,最好的证明就是政府机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府行动扩张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权力不断向外扩张,并且公共支出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庞大的管理费用给机器的正常运转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因此近几年各国政府都在进行“瘦身”,力图通过精简机构来削减一部分管理支出。公益性社会组织由于特殊的产权关系,更应该注重管理费用的合理按排,如果一个组织机构庞大、部门复杂、管理费用虚高不下、办事效率低下,势必造成项目费用的压缩,最后导致项目完成效果差强人意。试问,谁会将资金投入到这样的机构?可喜的是,有的慈善公益组织为了节省资金用在项目上,组织的运作费用由理事另外出资,不动用募集来的资金。如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所募善款将100%地用于救项目,基金会的运作费用由部分理事另行出资支付。

(五)提高组织自身的造血功能

公益社会组织只靠输血不是长久之计,应培育自身的造血功能。公益社会组织应大力添置增值性资产,学会投资,靠自己的资产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提供资金。对于拥有大量货币资金而自身投资力量薄弱的组织,可以委托专业机构运作。在基金的保值增值方面,上海市基金会原来主要通过银行存款的方式。随着持续8次的降息和国债发行利率不断下降,该基金会开始调整基金保值增值的方式,逐步将慈善基金保值增值委托专业机构运作,至今为止基金增值额达到5282万元,在基金保值增值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很多组织的规则中,规定“收入来源”有捐赠和投资收益,如国寿慈善基金会,规定,本基金会的收入来源于:(一)公司捐赠;(二)所属公司及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自愿捐赠;(三)投资收益;(四)其他合法收入。南都慈善基金会规定收入来源于:(一)发起人和特定捐赠人的自愿捐赠;(二)投资收益;(三)其他合法收入。但实际收入来源于投资收益的寥寥无几。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公益性社会组织内部缺乏投资人才,二是现行法规对公益性社会组织资产的使用范围限制较严,如《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这一规定本意是促使公募基金会多做慈善事业,但客观上限制了公募基金会资金的使用范围。如果公募基金会在完成项目后资金存在富余的情况下,能用剩余的资金购买增值性资产,则有利于公募基金会增强自身的财产增值能力,减少对社会的依赖。因此,国家应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收入使用范围作出合理的规定,同时加强资产运营和项目运作的监管。

总之,坚持多元化的筹资策略,不断增加增值性资产,提高自身财务独立性是公益社会组织筹资的根本途径。公益性社会组织要为此积极创造条件,同时,国家相关法律要为公益性社会组织提供有利于资产投资和产业化的空间。

 

项目主持人:张祖平(上海师范大学,男,教师

项目参与人:吴君槐(上海师范大学,女,讲师,教师)

            胡秋明(西南财经大学,男,副教授,教师)

            徐  臻(上海师范大学,男,讲师,教师)

            唐慧超(上海师范大学,女,学生)

            庄  蕾(上海师范大学,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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