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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组织在就业促进中的作用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张留禄

 

     社会组织是游离于政府和营利组织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公共管理越来越趋向于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组织作为一类重要的公共部门管理主体,在提供公共服务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造成失业率大幅攀升的背景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促进就业,是值得政府解决就业问题依赖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旨在从上海市社会组织在促进就业方面的作用现状为侧面透视点,剖析我国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状况,揭示制约其发展与发挥作用的内外部因素,通过改革努力营造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内外部良性环境,催化其发挥其促进就业等各方面的社会效能。

   关键词: 社会组织;就业促进;非营利性;公益性

一、绪论

(一) 研究背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企业用人机制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企业大量裁员,下岗职工不断增加,农业剩余劳动人口加速向非农业转移,每年新增劳动人口的基数庞大,以上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国的就业压力。雪上加霜的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导致了金融机构的连锁性破产,不但引发了金融业的裁员大潮,并且其影响迅速渗透到实体经济领域,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减产或停产,使很多工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给整个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就业问题,任务变得更加艰巨。政府虽对此非常重视,但是却无力独自有效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因此,依靠各种社会力量努力解决就业这一根本的民生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社会、政府、学校、求职者自身都应为促进就业做出努力,尤其是社会组织,在就业促进方面弥补了传统的政府解决就业的方式的不足,开创了新的网络化的就业促进模式,扩展了就业的空间,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思路。上海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大都市,其社会组织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种类较齐全,发展较迅速。所以,本文选择以上海为例,通过对上海社会组织的分析从而映射我国社会组织对就业促进的作用。

 

(二) 研究意义

就业是国家的民生之本、稳定之基。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社会任务。伴随着政府管理模式从“全能政府”到“小政府、大社会”的“有效政府”的转变,社会组织逐渐成为社会公共管理的另一主体,在协助政府和独立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鼓励社会组织参与促进就业,是贯彻落实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严峻就业形势的积极政策,也是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社会组织要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高度上,从国家大局出发,深刻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创造和推荐就业岗位、参与就业培训,并将此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

在就业进方面,社会组织自身不仅发挥着直接吸纳就业的“蓄水池”效能,而且还通过各种中介活动间接地起到了促进就业的“催化剂”效能。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通过扩大社会组织的规模、挖掘社会组织促进就业的潜力,是扭转就业力负增长的不良局面的有效手段。近年来蓬勃发展起来的各种社会组织通过不断扩大自身规模,强化自身职能,加强与企业、学校等其他部门的沟通与协调,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实行“服务外包”等各种方法与手段,为就业者提供大量的就业信息和就业岗位,对我国的就业促进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由于外部体制环境制约和内部管理效率的低下,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组织在就业促进方面的作用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社会组织可创造占社会总量10%的就业岗位,而目前在中国这个比例还不到1%只有解决好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内外部的运营机制,营造出有利的生存环境,才能激发社会组织的生命力,发挥出潜在的社会作用。上海市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大都市,商业贸易发达,经济的外向性很强,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但上海市的社会组织发展迅速,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组织在促进就业中所起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时,暴露出来的制约其发展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本文以上海为例,通过对上海社会组织及其对就业的促进作用的分析,来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有效发挥我国社会组织在就业促进方面的作用。

当前的就业形势,为社会组织吸纳人才、培养人才、储备人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是社会组织把握历史机遇,聚集人才资源,提升服务能力,推动新一轮发展的契机。各相关部门切实加强社会组织的队伍建设和能力建设,提升社会组织队伍素质和综合能力为目的,为有志于从事公益事业的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从而使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多渠道、多层次促进就业的作用,与其他促进就业的力量形成促进求职者充分就业的合力。

 

(三) 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综述

社会组织早在19世纪就已经存在。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观察到,美国社会中多元化的志愿组织(教会、社区团体、公民组织等)对建立北美民主制度有特别的贡献。志愿协会对一国的“文化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使关怀公共利益和互助成为一种公民的习惯,使利他主义成为慈善组织制度化实践的基本要素(托克维尔,1988)。涂尔干(Emile Durkheim)指出,19世纪末西方社会经历的结构变迁削弱并摧毁了由手艺人和工人组成的社团协会(corporative associations),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使社会团结精神面临崩溃的威胁。为适应大规模的工业社会结构,他提出应该建立一种职业行会体系,因为这种行会体系可以发展出比家庭更加持久和更有效的互助功能(涂尔干,2000)。社会组织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国家危机、转型国家的国家社会主义危机和第三世界的发展模式危机,使人们开始质疑国家主导社会事务的能力和作用,抛弃了对国家不切实际的依赖,越来越重视民间能量合作用的的发挥,在这一背景下,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应运而生。特别是在90年代,通讯技术革命的成果使民众的组织和动员变得非常容易,社会组织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迈克·赫德森指出:“‘公域’曾作为‘有效的’服务提供者,然而其显而易见的局限使世界各国的政府逐渐将具体的服务管理责任委托出去,学校、医院、大学及其他服务机构不断地被要求以独立的、非利润分配团体的形式进行运作,而不是在公共服务的支配下运作。”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大。

不同的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定义在外延与内涵上都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社会组织习惯性地被认为等同于“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等。一般认为,非政府组织一词最初是在1945年6月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第71款正式使用的。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那块制度空间”, 萨拉蒙和安海尔在综合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非政府组织所具备的五个特征: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政治学者王绍光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第六个特征,即公益性。与追求特属于本集团利益的具有强烈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利益集团不同,非政府组织从事的是社会公益事业,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其涉及的领域也相当广泛,包括环境保护、社会救济、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是区分非政府组织与利益集团的最重要区别。由美国学者萨拉蒙教授把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所参与的社会管理称为“第三方管理”,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对发展中国家资助的项目实施和服务提供的主要力量。可以由第三方管理来实现由国家资助的大部分福利服务。如果把他所研究的22个国家的非营利组织部门比作一个单独的国家,那么,它将成为世界第八大经济大国。

2.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在社会组织的作用研究上还处于初始阶段,主要集中在学术科学研究、环境卫生等方面,关于社会组织与就业促进的关系研究甚少。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各界逐步开始认识到社会组织能够而且已经在就业促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组织越来越受到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视。2009年6月22日社科院举办的“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社会政策”论坛上,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指出:中国社会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而在其间,非营利组织或机构有很大发展空间,至少可以再容纳892万人就业。如果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就业人口能达到像发达国家那样的20%,那么在社会组织中就业的服务业人口将同比增加15倍,大约可以多容纳就业人口840万,所以杨团主任由此判断“促进社会服务中的非营利就业是一项长远的社会政策”。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认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也许可以解决部分就业问题,但是目前政府并没有这方面的举措或者行动。金融危机背景下,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没有任何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内容。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温艳萍认为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直接经济效应是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非营利组织在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在安置就业方面,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就业渠道上具有很大的潜力。以上海为例在直接就业方面,仅2004年全市社会组织本身就业人员已超过11万,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人员7.8万;有约180家全市性的社会团体通过行业协调、中介服务、咨询服务等方式促进就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在这方面成效更显著,297家职业培训类和20家职业介绍类民办非企业单位通过开展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使更多人走上工作岗位。非营利的社会组织高度活跃、规模越来越大,对人们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正在成为多元化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本文对社会组织的界定

社会组织的概念有广义的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组织泛指一切人类共同活动的群体(或团体),除涵盖下面所讲的正式群体(或团体)外,还包括家庭、朋辈等初级群体(或团体)。 狭义的社会组织专指人们为了有效达到特定目标,有组织地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化的共同活动群体,如:企业、社团、政府等正式群体(或团体)。在党的十七大之后,国家各级民政部门,作为民间组织的主管单位,开始逐步用“社会组织”的概念来取代“民间组织”的用语。十七大报告中提到的社会组织和上述概念有一定区别。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社会组织是指政党、政府之外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在学术界和政府文件中,社会组织经常同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组织、志愿组织、慈善组织、民间组织等术语交叉使用。这些不同的术语表达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社会组织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实际使用的时候,在内涵上并无本质的区别。

本文所界定的社会组织指一切介于政府与营利部门之间的、具有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和公益性特征的组织单位和团体。主要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

二、上海市社会组织及在就业促进中的作用现状

(一) 上海市社会组织现状

上海市社会组织自1978年以来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数量迅速增长,规模不断扩大,作用愈加凸显。目前,上海社会组织的分类主要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三大类别(见图1.2.1)。

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是会员制的、互益性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基金会是非会员制的、公益性服务的非营利组织。

根据《2007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截止2007年底,上海共有社会组织8366家,其中社团3234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5049万家;基金会83家(见图1.2.2)。

从上海市的社会组织的行业分布看,目前主要分布在行业中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保、社区、农村等专业经济领域,并且发展速度迅猛。在注册登记的5049家民办非企业单位中,教育类2493家,占49.38%;民政类971家,占19.23%;劳动类573家,占11.35%;体育类180家,占3.57%;科技类114家,占2.26%;文化类94家,占1.86%;卫生类93家,占1.84%;社会中介类30家,占0.06%;法政服务类11家,占0.02%(见图1.2.3)。

 

从我国社会组织地域分布来看,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形成了一种地区差异较大的发展格局。东部、南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社会组织数量较多,构成较为完善,如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区;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如甘肃、青海、广西等,社会组织的数量较少。仅上海市就有83家基金会,其中,公募基金会47家,占56.63%;非公募基金会36家,占43.37%(见图1.2.4)。

 

 

从社会组织的增长速度来看,上海市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例如,2001-2006年间,全国社会组织有210939家,年均增长率为11.33%;同期上海社会组织由3878家增长到7918家,年平均增长率为17.36%(见图1.2.5)。上海基金会主要活动领域依次为教育、社会慈善、文体、研发、医疗卫生、经济发展、环保。

(二)上海市的就业现状

2007年末,上海市共有从业人员909.08万人,其中国有单位140.74万人,占15.5%;集体单位196.67万人,占21.6%;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123.78万人,占13.6%;私营和个体266.76万人,占29.3%。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

1.失业人口

失业人口是指在某一时期曾经工作过或者缴纳过社会保险费,但现在处于无业状态并且在国家相关部门登记失业的人口。

90年代以来,上海市加大了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历史上长期积存下来的企业富余人员在就业存量中加速排放,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失业现象——下岗待工。有业可就是保障人们正常、有序的生存与生活的基本依赖条件,所以解决失业人口的再就业问题业已成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本课题主要根据2002年10月1日全国1%人口抽样比上海市的调查汇总资料和有关统计资料,对下岗待工问题作一较为深入的分析。

上海市在“十五”期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迅速增加,国有企业职工减员力度较大,出现了劳动力供求失衡、城镇失业率日趋上升的趋势。在此供求变化期间,本市的就业促进工作也在逐年加强和改善,初步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劳动力市场框架。对2002年各行业、产业富余职工的分析表明,富余职工人数几乎与该年城镇新就业人数相近;且下岗人员第二产业占绝对多数。

尽管各级政府、企业行政及工会等组织都非常重视下岗职工的就业安置工作,但尚未安置的人员总量仍逐年上升。下岗人员年龄集中在36~45岁中高年龄段,其中女职工所占比重较大,年轻女性下岗比例也有所上升;下岗人员文化水平较低,绝大多数下岗人员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国有企业下岗待工人员较其他经济单位多,约占六成,下岗待工率与企业自身经济效益呈负相关;下岗待工周期趋长,一些残疾下岗职工家庭生活尤其困难等。

目前企业的安置能力仍在下降,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回流安置;社会性安置岗位总量不足,与仍在加速的下岗总量不成比例;一些企业采取“一刀切”的退休政策造成待退休比例过高;中高龄女性下岗人员在企业内部安置转岗比例低;下岗职工劳动力素质偏低,同产业结构调整对职工的要求不相适应;职工就业观念陈旧,加大了安置难度。

从前面的上海市社会组织分类构成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为教育类社会团体,教育类的社会团体接受的受教育对象大多数是未成年人的文化教育和较年轻的失业者、无业者的职业培训,很少对年龄较大的企业下岗人员进行再就业培训,并且其自身吸纳的就业人员对人员的文化素质有较高的要求,所以基本上不会接纳企业的下岗人员就业。所以,教育类的社会组织虽然数量很多,但在解决大量的下岗职工,特别是年龄和性别处于弱势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上成效不佳。另外,社会组织中属于中介组织只有30家,像职业介绍所、人才交流中心这样的就业中介就更少了。由于规模小、数量少,中介组织根本无法构成一个促进就业的能量辐射网,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失业率按保守的8%计算,失业人员就有70多万,依靠社会中介组织来促进就业,更是蚍蜉撼树,力不能及。由此可以看到,上海市的社会组织虽然数量较多,而且呈逐年递增的发展趋势,但所增加社会组织的类别与数量与所需求的社会组织得类别与数量是不相匹配的。这就造成了一方面社会组织资源的浪费,一方面摆在面前的不同人员的就业问题无法解决。所以社会组织的发展不单单是考虑量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质的组合,这样才能使社会组织非形同虚设,真正用社会的资源来解决社会的问题。

2.无业人口

无业人口是指从未就业且现仍处于无业状态的人口。其中最大的部分是从大中专院校刚毕业的学生和从农村刚入城市的农民工。2009年上海高校共有毕业生15.8万人,比2008年增加0.9万人。然而,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岗位需求数量同比下降20%左右据统计上海今年大学生就业率经过各方努力达到了70%,再加上积存的往届毕业生,未就业先失业的大学生将仍有8万人左右。虽然两会上有代表委员大声疾呼,除了政府和企业,大学生可以到第三部门——即社会组织进行就业,这个是潜在的巨大的就业空间。但是在金融危机下让社会组织吸纳就业也存在很大的难度,因为社会组织的经费大部分来自经济领域,金融危机爆发后,企业利润急剧下降,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肯定也要大幅缩水。由于经费问题,很多公募基金会、人才交流中心足值的都是例行的大学生招聘会,做的是面子活,其实根本无意吸纳大学生就业。许多大学毕业生择业时,只把眼睛盯向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这次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应该引导他们把目光注意到更多的社会服务岗位。一方面许多社会组织即使缺人,也因为经费危机没能力吸引人才,一方面掌握专业知识的大学毕业生又苦于找不到工作,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应该是解决该矛盾的一个值得实践的办法。
  2007年度来沪农民工总量超过400万人,主要以中青年为主,在沪就业率超过97%。据统计,2006年上海外来人口达660万人,其中,来沪的农民工达到403万人,占61%,比上年增加23万人。从年龄构成看,青年成为来沪农民工主力,超过2/3农民工年龄在34岁及以下。在403万来沪农民工中,在业人数为391万,比上年增加26万人,增长7.2%。就业率达到97.1%。在业农民工中,284万人集中于制造业、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业三大行业。社会组织通过努力开创更多的对就业者文化素质要求较低的服务、手工制造等行业是解决农民工就业的一个有效渠道。

(三) 上海市社会组织在就业促进领域的现状

我国的就业问题越来越严峻,政府虽然高度关注就业问题,并积极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但是却无力独自承担起这一艰巨的社会责任,就业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还必须求助于社会来共同解决。由美国学者萨拉蒙教授主持的涉及22个国家的非营利社会组织研究项目发现,22个国家的非营利组织部门是一个1.1万亿美元的产业,它雇佣了相当于1900万个全职工作人员,这些国家的非营利支出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6%,非营利就业占所有非农就业的5%,占所有服务行业就业的10%,占所有公共部门就业的27%。如果加上志愿者的话,这些就业的比例则分别达7%、14%、41%。由此可见,社会组织应当而且能够与政府合作,在就业促进方面发挥突出的作用。 

1.社会团体在就业促进领域的现状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对社会团体的界定是:“本条例所称的社会团体是指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愿望,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包括学术性社团、专业性社团、行业性社团以及联合性社团,其中行业性社团最多。

针对现有的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就业现状,社会团体施行了一系列的就业促进的措施。主要手段是以招聘会为主,联络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提供供需见面的机会和场所,拓宽就业渠道。政府应重视创办科技类、创意类的社会团体,积极调动求职者的创业意愿,帮助创业者提供基本的创业条件,如将闲置的房屋、场地、设施等存量资源,以无偿或低偿的方式,优先、优惠提供给社会组织的创办主体,减轻创办者的前期投入和成本负担。同时,社会团体积极吸纳本市大学生就业的,可给予一定期限的房租减免甚至是奖励。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支持下,为了深入贯彻中央和本市有关进一步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精神,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积极为企业和毕业生搭建供需平台,由上海人才服务行业协会牵头,组织了212家会员单位,自09年3月10日起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人才服务进校园”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活动。

统计数据显示,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参加网络招聘的企业发布的岗位数量较08年同期有了大幅下降,降幅约50%。尽管如此,截止至5月10日,包括前程无忧、中华英才网、智联招聘在内的44家人才服务企业参加“网络招聘进校园”活动,在线发布61274个针对应届毕业生的招聘岗位,收到有效简历263708份。 

“招聘会进校园”版块中,累计召开了120场固定市场招聘会、9场校园专场招聘会及1场“社会组织促进大学生就业招聘会”。提供了30594个针对应届生的招聘岗位,有64344人达成初步意向。3月28日,由市民政局、市社会团体管理局主办,由市人才服务行业协会承办,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协办的“社会

组织促进大学生就业招聘会”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举行,市、区两级近180家社

会组织设摊,向本市应、历届(近2年内毕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1800多个工

作岗位,吸引近4.5万名求职者前来应聘。招聘会收到符合条件的有效简历数8954份,达成初步录用意向的约1038人次。“实训基地进校园”版块中,共收到3235份学生简历,其中已有1967名学生在岗见习/实习,录用率达到60.8%。从整体情况来看,在上半年度举行的招聘会场次比08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在全

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企业招聘需求大幅下降,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通过招聘会求职的人员数量比08年增长数倍。

此外,通过网上申请,共有36名学生接受了就业指导,其中31位学生通过邮件、电话、面谈等方式与指导老师进行了沟通,有5位学生在找到实习单位后终止就业指导。另有38名学生使用了在线职业测评服务。其中16位学生通过邮件、电话完成职业测评,另22位学生还在进行职业测评的过程中。

关心大学生就业是人才服务业的责任,从2004年起人才服务行业就已开展了高校毕业生市场化就业活动。在此次“人才服务进校园”活动中,协会沿用了2008年成功推出的实训基地进校园、就业指导进校园、职业测评进校园等几个经典版块的内容,进一步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人才服务产品。同时协会也会对本次人才服务进校园活动进行总结,力求今后能够联合更多的社会力量,设计出更多的服务产品,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给大学生提供更多的渠道、机会,帮助大学生度过从学校到社会的“磨合期”,将高校毕业生市场化就业活动作为一项长效机制,长期进行下去。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材料工程系与上海新材料协会、上海硅酸盐工业协会等7家行业协会共同举办了一场校园招聘会,35家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参与招聘,带来了上百个就业机会,行业协会成为一支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新生力量。受经济形势影响,今年参与大学校园招聘的企业减少。上海应用技术学院此前向用人单位发放了1万多份通知,但只有270多份回复表示有招聘需求。在此情况下,学校一方面自己积极联系企业,一方面借行业协会之力拓展就业市场。为促进就业,该校还要求,每位教职员工要参与大学生就业工作,并制订了相应的奖励举措。

2.民办非企业组织在就业促进领域的现状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界定是:“本条例所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包括教育、文化、卫生、科技、体育、劳动、民政、社会中介服务、法律服务等行业,主要以教育、民政为主。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就业促进措施主要以吸纳求职者为主,同时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领域以教育及民政为主,所以培训机构在民办非企业单位所占比例最大。民办非企业单位为求职者的就业培训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通过减少培训费用为求职者减少负担;针对性地开展培训课程,为求职者在以后能迅速进入就业状态打下基础;密切关注社会就业动态,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

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调整心态,端正就业观,给学生提供一个就业机会,上海市中博进修学院在院体育馆举办了2005级毕业生就业招聘会。40余家企事业单位应邀参加招聘会。招聘会现场,上海马良广告有限公司、星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航空633研究所、东方明珠国际旅行社、金地集团上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等用人单位,为同学们提供了200余个涉及金融管理、房地产销售、室内设计、旅游管理等专业的招聘岗位,并有若干单位在会场上与毕业生达成了初步协议。用人单位和同学们针对就业方面遇到的问题及困惑进行了交流互动,同学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各用人单位的行业需求,准备以更饱满的精神,昂扬的姿态,发奋学习,锤炼自己,去迎接择业挑战。在上海建桥学院中心组(扩大)的学习交流会上,党委书记、校长黄清云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学校工作的核心是以学生为本。学习调研,查找问题,要远近结合,认真贯彻即知即改、边学边做的精神。当前,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学校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遭遇着寒冬,对构建和谐校园、和谐社会形成了挑战,就业成为当前学校工作的难题。为此要通过学习调研活动,把全校上下动员起来,想千方百计,说千言万语,为千万学生,使就业难题得到改观。就业相关会议密集召开,问需问计问职责。在就业难的形势下,学校在月余内连续召开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就业工作交流研讨会、毕业班辅导员工作交流会08级新生家长会三次大型就业招聘咨询会。一把手工程”衍化成全校“齐抓共管工程”。黄书记关于“实践科学发展观当前最大的载体是促进学生就业”的讲话,进一步激发了全校上下的热情。强化“校企合作”效应,努力寻找就业通途。在办学过程中,上海建桥学院先后与172家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通过进一步的沟通交流,其中和学校形成紧密合作关系的企业,成为消化该校毕业生的中坚。还有实行其他形式的合作培养,如和商贸系合作的上海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等。除此而外,学校还积极和部分较松散的校企合作企业加强联系,并不懈开拓新的实习就业渠道,如信息系等积极联系浦东软件园、台积电、中芯国际、日月光集团等,使之成为学校的合作伙伴。在当前困难时期,学校牢记服务社会的宗旨,董事长携校领导亲自走访学校所属地康桥镇,自觉承担为康桥地区人员培训的任务;该校继续教育学院还热情为上海丽星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开办为期6个月的短期班,培训豪华邮轮高级服务生,提高他们的英语应用能力和酒店服务技能。从长远看,这无疑也为学校创造了未来发展的机会。

3.基金会在就业促进领域的现状

《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基金会的界定是:“本条例所称的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而成立的非盈利性法人。”基金会分为公募性基金会和非公募性基金会。

基金会在促进就业方面主要是走进社区,走进群众,深入求职者的生活,提供无偿资金的援助和义务服务。开展就业促进座谈会,到求职者家中进行职业介绍等等;鼓励求职者进行创业,提供无偿的创业培训,创业资源等等。

2009年4月23日,由中华青年精英基金会与北京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办,北京大学职业发展研究会协办的“多元化的就业新路线”讲坛在北京大学廖凯原楼报告厅成功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经济学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等全国高校的200多名学生参与本次活动。 本次讲坛邀请了佳能(中国)有限公司培训与开发部副总经理管然女士、好心情中国文化讲堂职业心理专家智然先生、奥琦玮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孔令博先生作为本期的特邀嘉宾,与学生分享多元化的就业新路线和求职路上的宝贵经验与良好心态。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设立了“上海市大学生创业见习资助项目”,安排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进入创业企业进行见习。据预计,今年会有300家左右的企业成为“带教企业”,直接帮助1000名大学生创业。基金会特别设立了“创业见习”的新机制。凡是被批准参加大学生创业见习的人员和见习企业,基金会将按照每人每月1000元的补贴标准给予企业资金支持,企业发放见习人员补贴也不会少于600元。一般情况下,大学生的见习期将不会少于4个月。

 除了应届毕业生,上海市列入自主择业范围高校(含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毕业两年以内的大学生,能够按时完成学业,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勇于挑战自我的大三、大四本科生及在校研究生,只要有创业想法和准备,愿通过创业见习提高实践能力,都可以参加“创业见习”。学生将在见习中通过一系列创业培训,提升就业和自主创业竞争力。

4.社会组织在就业促进领域的合作现状

除了以上三类社会组织各自的就业促进措施外,以上三类组织也同时采取一系列的联合性的就业促进措施。三者以招聘会的形式为主,彼此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合作,资源共享,为求职者提供了更为顺畅和开阔的求职空间。

2009年3月28日,上海市社会组织促进大学生就业招聘会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举行,市、区两级近180家社会组织设摊,向本市应、往届(近2年内毕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1800多个工作岗位。此次招聘岗位类型丰富,涉及教师、行政管理、金融服务、心理咨询、网络管理、财务管理、项目主管、旅游服务、社区服务、健康管理师、设计策划、法律顾问、营销等250多个种类,平均月薪2000元左右,部分岗位月薪可达5000元。此次招聘会吸引了近4.5万名大学生前来应聘,共收到应聘简历8954份,达成初步录用意向的约1038人次。

这次招聘会由市民政局、市社会团体管理局主办,由市人才服务行业协会承办,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协办,采用政府购买的服务形式,免费为社会组织吸纳优秀人才,为大学生就业搭建供需交流平台。招聘会现场,市社会团体管理局有关领导和职业介绍专家还就社会组织工作就业政策、职业生涯规划等问题进行现场咨询、指导,旨在帮助大学生树立到社会组织创业、就业的新理念,引导青年人在服务社会中实现自身价值。市、区两级近180家社会组织设摊,向本市应、往届(近2年内毕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1800多个工作岗位,

三、我国社会组织在就业促进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组织除了自己本身消化了一批就业人员之外,还积极组织招聘会、提供就业信息、进行职业培训,搭建各种有利平台为促进就业提供帮助。但是,从上海市各种社会组织促进就业的现状况来分析,达成的效果并不是十分显著。招聘会组织很频繁,规模也很大,但签约率并不高,意向率平均只有20%左右,签约率10%都不到;虽然主观上为求职者进行了信息提供、就业指导与培训,但真正培训的适销对路的人才并不多,客观上没有为求职者找到匹配的岗位。这种结果的产生,一部分归咎于我国劳动力过剩和金融危机阶段的社会大背景,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社会组织本身,以及社会组织借以成长的外部土壤存在着很多问题,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且找出深层次的原因,才能找到更好的方案来提高社会组织在就业促进方面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与社会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大社会”要求扩大社会的自治功能,政府给予社会更大的自主权,积极培育第三部门和非营利组织,协同政府一道来履行社会职能。但是由于我国的社会组织起步较晚,并且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社会组织的发展至今仍面临很多困难。

(一) 社会组织独立性不足,无法自主帮助求职者

社会组织的民间性与独立性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代表的是公-私二元领域之间的一种中介机制,它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合作伙伴和得力助手,但不是依赖于政府的附属物。政府只能对社会组织制定法律规制、扶持政策和财政支持,以保证社会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和健康、顺利地的发展,而不能直接决定社会组织的人员任免和决策方案。而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中,政府的行政权力渗透到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的各个领域。首先,登记在册的合法社团要受登记单位和主管部门的双重管制,灵活性和自主性遭遇绑架,大大减小了社会组织根据需要增加或减少服务以及采取多样性的服务模式、提供多样的就业渠道的自由度,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相比较,一些社会组织因找不到政府中的业务主管部门而被列为“非法社团”,完全失去了志愿工作的积极性。其次,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管理是执行而非决策。社会组织本应是政府与社会的桥梁纽带,反映民意,影响决策,但由于我国相当多的社会组织的领导职务由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兼任,人事任免、目标方案的确立乃至工作的安排中有很多都是受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我国一半多的社会组织没有自己正式的决策机构,缺少民主决策机制和制度保证。仅限于提供公共服务,以执行性参与为主,无法介入政府行政的咨询决策。例如浙江省的441个省级非营利组织中,由党政领导人兼任主要负责人的有301个,占总数的70%;以上海为例:2002年上海社会组织常务负责人中,来自政府机关为55人,占35.71;事业单位和企业各位44人,各占28.57%;组织内部为6人,占3.90%(见图2.1.1)。这些情况造成社会组织对政府有很大的依赖性,无法发挥独立的决策权,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政负责人的权势,而不是依赖自己的工作业绩,导致了社会组织的主动性、创造性的缺乏和效率的低下。最后,社会组织演化为“二级政府”,存了“官”性,却少了“民性”。例如,上海市工会主席,妇联主席,基金会董事长都属于政府公务员编制,同区级科长同职。这样就使社会组织逐渐丧失了民间性、自治性和志愿性,成为真正的“影子政府”。因此,在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要逐步改变政府单向的对社会组织的活动进行直接领导和干预的局面,逐步建立健全非营利社会组织的民主参与制度和渠道,使政府各职能部门与相关领域的社会非营利组织的对话协商成为一种日常制度。社会组织可以接受政府的授权,但却独立于政府行事。独立就意味着承担责任和使命,这样就可以促使社会组织创造性地采取灵活的措施和手段来有效地展开就业促进等各项社会工作,避免有力无权的尴尬。

(二) 社会组织监管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就业者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 

虽然总的来说,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法律体系的建设已取得可喜的成就,但是法制化建设任务仍十分艰巨。这表现在,一方面,立法工作滞后于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关社会组织的法规还不完善。我国关于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目前主要有《社会团体登记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例》,条例的法律约束力不强,覆盖面还不完全,都不能得到保障,产生了严重的社会认同危机。社会组织自身的合法性都得不到保障,更不可能有余力去帮助和服务于求职者了。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组织立法的层次和质量不高,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条例的内容侧重于登记程序,不仅与其它法规衔接性差,而且在具体问题上缺乏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完整的针对社会组织监管的法律文本,有关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都称不上是完整的社会组织法。由于监督的匮乏,许多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涣散、组织财务混乱,工作面临停顿的危机。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社会组织监督管理的法制化程度还相当低,跟发达国家严密的非政府组织法律体系相比,差距还相当远。面对弱势求职者的求助,社会组织往往表面上给于应付,或者即使想管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 一些社会组织变质为营利性的商业化经营,丧失了公益性。

当前各个国家的非营利的社会组织都面临资金匮乏的困境。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组织的经费可以由民间的自愿捐款来解决,其实依靠民间捐款和组织自筹的经费只占社会组织开支的很小一部分,大量活动经费还要依靠政府的资助来解决。例如,荷兰90%的第三部门的活动经费由政府资助,瑞典60%的组织经费由政府资助。很多社会组织为了得到政府的资助,而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寻租”;或者在政府客观上确实无力资助时,社会组织就很容易寻找其他“不合理”的途径来解决。例如,我国很多本来以公益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像医院、学校等,由于资金的短缺或者营利动机的驱使,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营利活动上,甚至对营利的兴趣完全压倒了提供公益服务和福利服务的兴趣,借用国家对非营利组织的优惠政策,为自己或本机构“渔利”,忽视、甚至损害了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还有些社会组织以从事商业活动的方式赚取大量利润,从而与商业化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这些组织的性质。特别是有些社会组织打着非营利的名号,从事商业活动欺骗求职者,为求职者介绍工作,收取大量的名目繁多的介绍费,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利益,对求职者来说,本应该是雪中送炭的却恶化为雪上加霜。这些途径和活动导致了非营利部门的营利化,志愿组织的不志愿,丧失了公益性和志愿性的特征。

(四) 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不足,缺乏为求职者提供帮助的动力

社会组织虽然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仍然需要业务上的竞争,以激发组织的创造力,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但在我国,政府很少对社会组织的工作绩效进行考核和奖惩,而且对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持反对态度。政府为了节省开支,降低资助的额度,还经常合并一些宗旨、业务范围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组织,而不管这个社会组织经营的社会效果和存在的价值。《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也都明文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没有必要成立的,对于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申请不予批准。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社会组织的数量,便于管理,但结果弊大于利,不仅使社会组织产生垄断的现象,并且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组织自我优越感过高,进而忽略了其“服务性”这一重要本质。

(五) 社会组织的自我生存与发展能力薄弱

尽管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的数量保持了较快增长,但社会组织的注销、撤销和取缔率也很高。这表明社会组织的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能力还相当薄弱。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筹资能力弱、渠道少,普遍面临经费匮乏的问题;由于社会组织是民众志愿参与的公益性组织,其行动的动力来源于道德信念和自我激励,一旦社会组织自身的生存都无保证的时候,这种信念和激励就会慢慢退去,他们放弃自己的使命也是出于无奈,社会对此无可厚非。由于社会组织的薪金待遇不如企业和政府部门,而且用人制度不规范,民办非企业单位在编制问题上缺乏与其他部门的衔接,其专职就业人员在户口、档案管理、人事流动、职称、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困难,很难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人才。例如,许多民办学校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优秀人才的流动性太大,对学校教学质量的稳定和提高都非常不利。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多为兼职,负责人多由离退休人员担任,人员总体素质不高;管理和服务理念滞后,工作技巧和能力亟待提高。以2002年的上海社会组织统计数据为例:从社会组织专兼职人员的年龄结构来看,在上海的154家社会组织中,50-59岁的占37.07%,60岁及以上的占18.44%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员合计到了总数的55.51%,也就是说50岁及以上的占到了一半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组织的活动能力(见表2.1.1)。所以,国家要对非营利性的、带有极强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政策、财政上的支持,例如税收减免、所得税收返还,或者收益按比例留存,优秀人才补贴、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障等,而且这种支持与优惠必须对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明显的实实在在的益处,决不能是象征性的“糖衣”。社会组织不是社会低素质人才的收容所,而是社会人才展示本领的大舞台。只有聪软、硬件资源上给予社会组织大舞台足够的支撑力,才能保证社会组织的正常运转,卓有成效地完成服务社会的光荣使命。

 

表2.1.1 2002年上海市社会组织专兼职人员年龄结构

年龄

人员人数(人)

占比(%)

 

年龄

人员数量(人)

占比(%)

29岁及以下人员

123

7.54

50-59岁人员

605

37.07

30-39岁人员

157

9.62

60岁及以上

301

18.44

40-49岁人员

446

9.62

合计

1632

100

 

社会组织的专兼职人员的来源,在1641人中,来自离退休人员为505人,占30.77%;来自政府机关的266人,占16.21%,来自事业单位的271人,占16.51%;来自企业的341人占20.78%(见图2.2.2)可以而看到离退休人员是社会组织的主力,同时是一些退休下来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在社会组织中发挥主要的管理作用。

2002年上海市社会组织人员的文化结构,在1581人中,排在前三的分别为:大专515人,占32.57%;高中、中专485人,占30.68%;大学本科353人,占22.33%;研究生以上学历32人,只占2.02%(见表2.2.2)。可见社会组织对高层次人员缺乏吸引力,高学历的人员不愿到社会组织就职。

表2.2.2 2002上海市社会组织专兼职人员文化结构

文化程度

人员数量(人)

占比(%)

初中及一下

196

12.40

高中、中专

485

30.68

大专

515

32.57

本科

353

22.33

硕士生及以上

32

2.02

合计

1581

100

四、我国社会组织在就业促进中的作用思考

随着当今世界国家公共管理的模式由行政管理转变到公共管理、再政府主导的公共管理演变到以政府为核心、非营利组织为重要主体的、公众和私人部门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管理,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因此有关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府与非营利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第三方管理”的理论,也逐步进入了我国学术研究的领域和政府改革的视野。但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目前都还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就本文所论及的社会组织在就业促进中的作用而言,不可否认,我国社会组织在就业促进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自身创造就业岗位、组织大型招聘会,开展职业培训活动等等,但是其就业促进潜力还没有完全被挖掘出来。社会组织在就业促进中的作用还有广阔的开发空间。这既需要政府从资金与政策上给予积极地扶持,更需要社会组织提高自己工作的水平和能力、挖掘自身潜能,为求职者开拓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一) 扩大规模,创造更多的服务性就业岗位

2009年6月22日社科院举办的“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社会政策”论坛上,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指出:中国社会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而在其间,非营利组织或机构有很大发展空间,至少可以再容纳892万人就业。截止2007年底,我国非农服务业人口仅占人口总数的3.19%,其中包括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在内的社会组织中就业的社会服务业人口只有50余万人,仅占服务业就业人口的0.2%;而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人口占非农就业人口的20%-30%。所以,如果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就业人口能达到20%,那么在社会组织中就业的服务业人口将同比增加15倍,大约可以多容纳就业人口840万,所以杨团主任由此判断“促进社会服务中的非营利就业是一项长远的社会政策”。例如,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全国需要再增加760万名护理员来照顾失能老人。这为非营利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契机。按一个人员照顾3位老人来计算,这些非营利的民办养老机构将解决25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因此,政府应该从软、硬件条件上扶持一大批形色多样、活跃于不同领域的社会组织建立起来,一方面扩大社会组织的规模,另一方面提高社会组织的工作效率,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促进就业的巨大潜力。以上海为例,在直接就业方面,2004年上海社会组织共有6265家,平均每家社会组织工作人员有16人,全市社会组织就业人员超过11万,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人员7.8万。所以如果能够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创造力与能动性,开创多样的服务种类与服务模式,社会组织在容纳就业者方面有巨大的空间可以充斥。

下表是我国1999-2007年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增加值、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团体数据。

1999-2007年GDP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团体数据

年份

 

GDP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社会组织(个)

社会团体(个)

民办非企业(个)

基金会(个)

1999

89677

33784

142665 

136764 

5901 

 

2000

99215

38714

153322 

130668 

22654 

 

2001

109655

44362

210939 

128805 

82134 

 

2002

120333

49899

244509 

133297 

111212 

 

2003

135823

56005

266612 

141167 

124491 

954 

2004

159878

64561

289432 

153359 

135181 

892 

2005

183868

73617

319762

171150

147637

975

2006

210876

82993

354393

191946

161303

1144

2007

246619

98648

386916

211661

173915

1340

资料来源: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网站。

由上表中的数据分布可知,社会组织的个数与相对应的第三产业的产值增加值(亿元)具有相关关系的,而且具有线性特征。设社会组织个数用变量X表示,第三产业的产值增加量用Y表示,GDP的增加值用Z表示,相关系数用R表示,则社会组织个数与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值之间的一元线性方程可表示为:

Y=a+bX

经统计学软件计算可得:

回归统计

 

Multiple R

0.976094

R Square

0.95276

Adjusted R Square

0.946012

 

Coefficients

Lower 95%

Upper 95%

下限 95.0%

上限 95.0%

Intercept

-5314.6

-18955.8

8326.625

-18955.8

8326.625

社会组织

0.249272

0.199664

0.298879

0.199664

0.298879

 

社会组织个数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相关系数为R=0.976094,由此可知社会组织的个数与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之间有高度正相关的关系,社会组织的个数增加会使第三产业的产值迅速增加;社会组织与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值之间的一元线性相关方程为:Y=-5314.6+0.249272X。由此可以预测,2009年如果我国的社会组织增加到500000个,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将达到Y=0.249272*50000-5314.6=119321.4(亿元)

由图可知,实际曲线与预测曲线接近重合,拟合的效果与可靠性很高。

社会组织个数与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值之间的一元线性方程可表示为:

                 Z=c+dX

 

回归统计

 

Multiple R

0.964572

R Square

0.930399

Adjusted R Square

0.920456

标准误差

15190.91

 

Coefficients

Lower 95%

Upper 95%

下限 95.0%

上限 95.0%

Intercept

-11031.6

-52330.7

30267.54

-52330.7

30267.54

组织个数

0.614396

0.464208

0.764584

0.464208

0.764584

社会组织个数与GDP的增加值的相关系数为R=0.964572,由此可知社会组织的个数与GDP的增加值之间也有高度正相关的关系,社会组织的个数增加与GDP增加同步变化。社会组织与GDP的增加值之间的一元线性相关方程为:Z=-11031.6+0.614396X。由此可以预测,2009年如果我国的社会组织增加到500000个,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将达到Z=0.614396*50000-11031.6=296166.4 (亿元).

 从上面的两个曲线方程可以算出,在社会组织的个数达到500000时,社会组织的个数每增加1%,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值就会在119321.4的基础上增加1.037%;GDP的增加值就会在296166.4的基础上增加1.045%。也就是说第三产业产值增加量和GDP增加量相对于社会组织数量的弹性系数分别为1.037和1.045。一般情况下,服务业相对于第一、二产业来说是就业弹性较高的行业。例如,2005年,上海服务业的产值比重达50.5%,比1978年增长31.9个百分点。2005年就业比重达55.6%,就业相对于产值增加值的弹性达到1.743.如果按照这样的比例计算,就业相对于第三产业产值增加值和GDP增加值的弹性将超过1.8,远远高于GDP对第一、二产业就也对GDP的平均弹性。第三产业对吸纳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大,而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业在第三产业的构成中占据很大的比例,所以扩大从事现代服务业的非营利社会组织的规模是社会组织促进就业功能发挥的有效途径。

二) 强化自身职能,拓宽就业渠道

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所涉及的服务领域越来越广泛,不仅社会组织自身可以容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他们还可以作为纽带,从外部联络各种用人单位来积极吸纳人员就业。由于社会组织具有志愿性、公益性的属性, 社会组织在致力于促进就业、保障民生的高尚使命的感召下,应该自发地动员和利用丰富的的社会资源寻求和拓展就业的空间。如果社会组织的志愿性活动得到企业等社会单位的回应和信任,这些单位就会力所能及地为求职者提供适量的就业岗位,甚至还很有可能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的经济资源(捐赠)和人力资源(志愿者),更好地保障社会组织促进就业工作的大规模展开。其次,社会组织身上附带的公益性标签可以使社会组织所倡导的理念和观点形成一股积极的社会舆论力量,帮助政府宣传促进就业的政策和理念,间接地帮助政府动员求职者本人积极地进行培训,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来更快地寻求到新的职业。

(三)加强与企业的良性合作,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感

萨拉蒙认为,只有在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国家以及商业领域之间建立起相互支持、高度合作的关系,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和经济增长才可能实现。因此,社会组织需要加强与企业的良性合作。因为当各种非营利的社会组织都面临运营资金短缺的问题,如果社会组织能够积极地想办法实现与企业的良性合作,就可以实现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双赢,使企业利益和公共利益同时实现。例如“希望工程”与农夫山泉的合作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典型例子。社会组织应该从促成企业的公益形象入手,与政府的税费减免政策相结合,促使企业增加对残疾人员,大龄下岗职工、女工等弱势再就业人员的招聘,并大力宣传企业为解决社会的就业问题所作的贡献。对于企业来说,这样既可以帮助企业形成高尚的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感,又提升了企业的社会形象,从而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对于社会来说,既解决了一部分社会就业问题,甚至还可以谋求到企业对社会组织的一部分资金捐助,保障社会组织进一步地更好地展开工作。

(四)加强与学校合作,提供职业培训

社会组织提供的公益服务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在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中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社会组织在大学生就业上比学校可以获得更全面的信息,可以帮助学校调整教育机制的改革,使大学生能更好的适应社会,帮助大学生提高自身素质,增加其就业率。

同时社会组织和学校之间可以订立一些培训协议,例如社会组织可以和培训学校订立定点培训,针对不同的社会就业状况提供系统的就业培训方法,同时为学校提供适当的信息,社会组织为求职者提供一些经济补助,有些特困人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等等。

由于社会组织也存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内在性,所以政府不仅应从精神上给予工作优秀、成绩突出的社会组织以表彰和鼓励,还应该出台一些相应的由政府出自的物质奖励措施来激励他们的工作。例如,可以按社会组织自身或帮助解决大学生或下岗人员就业的人数给予不同额度的奖金等。这样既可以克服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激励社会组织积极地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就业。

(五) 加强社会组织既要监督政府和企业的就业工作,又要自觉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

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管理,可以监督政府和企业落实和实施就业政策的状况,对一些违反就业法律法规的企业可以提出建议或起诉,如:企业发表的虚假招聘信息;企业为了应付国家政策,故意抬高招聘门槛等等的行为。同时还可以监督政府对就业政策的实施,可以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就业政策宣传面扩大等等。作为公民自发的组织形式,社会组织是表达民意、传达民情、实现民权、维护民生的最为直接的一种制度安排。在现代社会,求职者可以通过自主地行使结社权,将彼此间的失业状况,共同的失业问题表达汇集起来形成合力争取在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的话语权,进而影响社会就业促进工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      

另外,既然社会组织的经费基本上来自社会和政府的资助,所以社会组织的活动也要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由于中国许多社会组织具有较浓重的“官”性,而且政府基本上不对其工作的业绩进行考核和监督,这些社会组织的成员就把自己当做政府工作人员,官僚气十足,每天例行做一些无关痛痒的工作,虽然没有带来社会效益,自己也不会因为无为而接受什么惩罚,组织成了他们养尊处优的安乐所。这些社会组织的存在,就像森林里的树,多一棵除了会给别人争夺养分外,没有什么用处。对于这种形同虚设的社会组织,政府该取缔的就要取缔,或者取消对其资助,使他们自己通过服务社会生存下去。还有些社会组织完全忘记了自己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滥用国家提供的公共资源为自己谋利益,实属盗窃国家财产。例如,一些就业培训机构积极向政府寻租争取提供培训的资格和人员,当政府把培训补贴发到他们手里的时候,自己却对各种培训支出都非常吝啬,购置劣质的培训器材,租赁简陋的培训场地,雇佣低水平的培训人员,只追求培训的数量,不追求培训后就业的效果。结果是往往国家划拨了很多经费,饱了培训机构的私囊,求职者的工作却依然无望。所以,政府,特别是社会,非常有必要加强对社会组织促进就业工作的监督,制定正当的考核目标,把其行为的目标约束在非营利性和公益性范围内。

(六) 加强国际间沟通,开拓国外就业市场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已步入了高速发展的国际社会。国际间的交流越来越多,社会组织可以与国际社会组织接轨,形成网络化模式,与国际上的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在世界各地分享就业信息;针对我国不同的求职者的需求收集相关的信息,为求职者推荐就业;按照国际标准,开发培训人力资源,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转变“廉价劳动力输出的传统模式,把我国庞大的人口扩展到世界各地。同时我国政府应该积极与国外政府磋商与合作,以保障我国公民在外就业的安全。在此前提下,社会组织可以把就业的目光投向世界,接受国外政府或组织的“服务外包”,拓宽求职者的就业渠道,缓解国内就业压力。

五、结束语

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蔓延以及持续时间的漫长,使我国本来就不乐观的就业形式雪上加霜。就业问题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同时存在,这种情况下,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具有各种独特属性的社会组织已成为解决就业这一民生之本问题的另一主体。社会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与市场在促进就业方面的缺陷,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社会组织作为企业与政府的第三方组织,其在就业促进中的作用已日益显现。在政府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合法性的环境和必要的资金支持的前提下,社会组织可以与政府协作,监督政府就业体制;与企业合作,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提高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与学校联合,帮助求职者提升自身就业素质,加强求职者的就业能力;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沟通,借鉴国外社会组织的成功经验,开拓国外市场,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最后社会组织更应该强化自身职能,扩大规模,深入现代服务领域,发掘社会组织自身的就业吸收潜力,促进就业形势的良性发展。

 

项目主持人:张留禄(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男,教授)

项目参与人:贾有姣(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女,副教授)

            刘怀庆(中原工学院,男,副教授)

            刘素姣(河南大学,女,讲师)

            徐海霞(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女,讲师)

            温艳萍(上海海洋大学,女,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张留禄:《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3期,第96—98页。

[2]曹玥:《转型期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及其有效治理的路径探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理工大学思想政治系,2006年,第15-18页。

[3] 刘静,邓婧媛:《改善我国失业现状的实现方法》,《统计与决策》2005年第11期。 

[4] 戴国晨:《中国劳动力市场培育与工资改革》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4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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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丁·卡诺:《西方教育经济学流派》,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页。

[9] 温艳萍:《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与经济效益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10] 步德迎:《2009年我国就业形势面临严峻挑战》,《中国信息报》2009年2月4日,第3版。

[11] 黄晓勇:《民间组织蓝皮书》,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

[12] 王名,贾西津:《中国NGO的发展分析》,《管理世界》2002年第8期。

[13] 吴克明赖德胜:《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经济学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04年第7期。

[14] 民政部:《2007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1月24日,http//mca.gov.cn, 

[15] 田圃德:《国外非营利社会组织与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财经科学》2006年第11期。

[16] []莱斯特·M·萨拉蒙《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页。 

[17] 张勤:《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36页。

[18] 于飞:《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对策探析》,2006年7月11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45806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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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上海市中博进修学院举办毕业生就业招聘会》,2009年4月9日,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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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上海行业协会成促大学生就业新生力量》,2009年3月30日,http://edu.sina.com.cn/j/2009-03-30/1134168300.shtml

[22] 《中华青年精英基金会就业新路线讲坛在北大举行》,2009年4月24日,http://edu.sina.com.cn/j/2009-04-24/2041169887.shtml

[23]举全校之力,使就业难题得到改观》,2009年3月30日,http://stj.sh.gov.cn/Info.aspx?ReportId=8e7dab42-9866-4e31-a58f-88c391b6eba3

[24]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设立创业见习新机制”》,2009年3月20 日,http://stj.sh.gov.cn/Info.aspx?ReportId=225bccc3-7d33-4db3-8385-b3fe55866283

[25]《上海:农民工就业率达97%》,2008年5月12日,http://acftu.people.com.cn/GB/67561/7214299.html

[26]《上海失业、下岗人员现状及发展趋势》,2004年12月8日,http://www.cass.net.cn/file/2004120827562.html

[27] Derrick reagle and dominick salvatore:《Forecasting Financial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Open economies review2000年第11期。

[28]Salamon,Laster M:《The emerging Sector》,NewYork: The Jones Hopkings University Maryland,1994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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