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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建设进程分析

徐家良 万方

 

    [内容提要]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在个人的生存需求矛盾得到解决后,社会性的需求矛盾开始凸显,社会建设被提升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本文从政府-市场-社会三部门的视角下,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共物品提供与相关制度建立的情况,并依据各个社会建设主体结构,将中国社会建设进程划分为依附、挤占、发展三个阶段。中国逐渐平衡了对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投入,加强了社会建设的制度创新,并且鼓励社会力量对于社会建设的参与。社会建设开始逐渐制度化、民间化。

    [关键词]社会建设;政府主导;制度创新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较巨大的经济成就。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高增长,已经超越了英国、法国跃居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推进不可避免了导致了社会分化,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甚至行业差距都使得民生问题日益突出。1993年中央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转变,凸显了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均衡,正成为中国政府努力的方向。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首次引入社会建设的概念。

社会建设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极大重视。景天魁认为,社会建设的提出,标志着我们从长期以来片面追求GDP增长转向追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从过去20多年来用拉开社会差距的办法激发社会活力转变为追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均衡。[1]梁树发主张把社会建设问题放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主题中来认识和思考,认为社会建设,其内容所指不是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内的社会生活构成的一切方面,而是有其具体的确定的内容,它是指社会价值整合、社会制度(体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2]青连斌对广义和狭义的社会建设概念分别作了界定,指出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社会建设是狭义的社会建设,包括社会事业建设、社会制度和体制机制建设、社会结构建设和社会管理。[3]何怀远区分了“大社会”、“小社会”、“关系性社会”三个概念,认为,在讨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指“大社会”;四位一体中的社会建设,指的是“小社会”,其主要形式为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和基层自主组织;当界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时,这里的社会是“关系性社会”,指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自身结构关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状况。[4]唐铁汉,李军鹏考察了西方社会建设的基本理论,并将其划分了三个阶段,社会秩序理论与社会改良理论的产生阶段、福利国家理论与福利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阶段、新自由主义理论与“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反思阶段。[5]夏学銮对中国古代文本进行解读,进而提炼出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他将古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含义概括为福利建设、朝政建设、工程建设三种。严书翰则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社会建设经验进行了总结与梳理,认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问题在于社会事业发展程度不足,以及社区建设发展不平衡。[6]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社会建设的研究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建设思想进行总结与分析;二是对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产生及演变进行梳理与反思;三是对社会建设做出诸如社会建设是什么、社会建设包括什么内容等方面的判断性解释。第三方面的研究是基础性研究。从总体上看,目前,关于社会建设概念的范围学术界基本已经形成共识,认为“四位一体”中的社会建设指的是狭义的社会建设,但对社会建设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尚有不同的解释。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尽管对社会建设的一些方面作出有益的探讨,但多偏重于历史与文本解读,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缺乏经验研究。因此,选取合适的研究框架,结合实践,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进行综合分析,为社会建设实践提供一定的指导。

二、 研究框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为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领域:第一部门,指的是国家或政府组织,属于公共权力领域;第二部门,指的是市场或营利组织,属于经济领域;第三部门,指的是公民社会或社会组织,属于狭义的社会领域。社会三大部门的构成状况及其相互关系,既为广义的社会建设,又为狭义的社会建设,提供了一个结构性的总体框架,只有在这个总体框架下,社会三大部门才能各自有序地加以建设和管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有序地加以规范和理顺。[7]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政府权力的自我限制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社会制度建设与社会管理,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社会事业的发展,需要市场发挥着资源配置的作用;社会组织的培育、社会公平的实现,就是社会的利益关系协调。因此,只有将社会建设与政府、市场联系起来,才能全面的考察其历史进程。仅仅说明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不能说明社会的发展,必须置于大社会的整体关系中才能得到说明。

因此,在研究“四位一体”中的社会建设时,不能因为其概念的狭义而仅仅把研究目标定为公民社会或社会组织。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正如何怀远所说的“关系性社会,需要考察社会的横向关系。“横向关系就是结构关系,结构关系就是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互动要素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

从社会建设自身的角度看,“社会建设是指社会主体根据社会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改善民生和推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为与过程。社会建设包括实体建设与制度建设两大方面,社会实体建设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社会制度建设则使社会更加有序与和谐。[8]可以看出,社会建设本身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是社会主体“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过程,因此社会建设必然需要发挥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体。而市场作为经济性的调节机制,一般不会自动的改善民生,只有政府与社会才是推动社会建设的社会主体,市场更多的是一种手段。可以说,在社会建设的进程中,政府创新与社会参与成为社会建设发展的充分条件,而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成为影响社会建设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 进程分析

实际上,我国社会建设的过程就是一个政府主导、社会主体逐渐参与的过程。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部门视角下考察社会建设进程,首先必须分析社会建设的社会主体结构,社会参与程度是社会建设重要的外部特征。其次,社会建设主体结构下的公共物品提供与制度安排,则是社会建设实际的成效。根据外部特征与实际成效,可以将社会建设划分为依附、挤压、发展三个阶段。

(一)依附阶段:1979年-1992年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处于国家与社会同构的状态,这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的。政府担负起筹划整个经济生活的任务,使它成为政治的中心问题。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所以唯一值得掌控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见在一切场合里都占有优势。[9]在标志着改革开端的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领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10] 1992年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中寻求政府权力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平衡是主要任务。此阶段,尽管政府没有目的性很强的宏观政策,社会建设还是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影响与经济效益得到发展。

改革开放一开始,许多具体措施实际上促使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党和政府与社会关系包括三方面的调整:第一,控制范围的缩小。这明显地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政府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干预越来越少,在科学研究领域,真正的禁区极为有限。第二,在仍然受政府控制的领域,控制的力度在减弱,控制的方式在变化,由实际过程的控制转向“比较虚的”原则性控制。第三,控制手段的规范化在加强。[11] 

“马丁事件”较典型地反映了政府控制的这种转变。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报》的“社会之声”栏目,发表了一篇署名马丁题为“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的文章。文中指出的“十大转变”,包括从批判经济学转向建设经济学;从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排斥、否定转向分析借鉴等。此文一发表被迅速传播,并引起了新闻界、学术界的轩然大波。最后中央宣传部以理论局的名义召开座谈会,邀请各方代表进行讨论,将此事归因为部分媒体在转载文章时失真。“马丁事件”明确了改革的方向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将学术研究定位于为改革探索有益出路。这反映出政治权力逐渐减少对社会的直接干预,为社会建设拓展了公共空间,即相对于国家政权之外的公民社会中,利益团体可以就自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的政治辩论、交流,从而影响政治过程[12] 

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后开始逐渐瓦解,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被引入。经济改革是这一时期社会结构转型最直接的动因。经济改革在引入市场机制后,体制要素、规范要素、技术要素和观念要素各种新要素的产生与导入。[13]原来受制于政府集权而固化的同质性社会开始向异质化转变,新要素的出现打破了社会固化的结构,社会阶层、群体、组织的类别开始增多,图表1表明,到1992年,中国农村的劳动力有超过1/3的人从事非农业工作。对于社会建设来说,异质性所体现出的社会分工是效率提高的一个标志。新的群体、组织的出现意味着社会角色的多元化,这对于社会流动、社会组织化程度都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1 1992年中国的农村职业结构

职业

百分比

农业劳动者

63.4%

工业工人

12.2%

私营企业经营者

7.3%

私营企业受雇劳动者

3.9%

行者管理者、教育工作者、医疗卫生工作者

1.8%

家务劳动者

8.1%

其他

3.4%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 

“对农民职业分化的调查”,中国农村经济,1994(3):34。

社会建设自身的发展则体现在公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团体数量的大量增加上。社会团体数量的增加导致政府自身的制度变迁。1956年后,几乎所有党政机关都参与了社会团体的管理,每个部门分别负责与自己业务相关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无需集中登记注册。 [14]社会团体提供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它或多或少地解决了改革开放后社会整合问题。[15]然而,除了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之外,社会团体同时也是最有力的集体行动的载体之一,因此有必要对社会团体加以适当的规制。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暴露出政府对于社会团体管理过于松散问题,同年10月国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条例规定民政部门为唯一的登记注册机关,除例外情况,所有社会团体都必须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了注册,社会团体必须先找到一个政府机构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否则无法向登记管理机关履行登记手续。《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所建构的双重管理体制旨在加强对社会团体注册登记的管理,严格控制社会团体的活动范围。条例发布后,全国社团数量也从20万降到11万。这反映了政府并未优先考虑社会团体提供公共物品的特殊功能,在此阶段社会建设主体结构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

1989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倡导并组织实施了“希望工程”,其宗旨是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建希望小学,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希望工程在当时教育资源总体分配不平衡、贫困地区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有效地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改变了多数贫困地区儿童的失学命运。希望工程动员诸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尽管集中于教育领域,但仍为未来社会促进更大范围的社会参与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这一阶段,国家与社会的同构状态逐渐弱化,社会建设依附于政府与市场双重改革而得到发展。政府权力的压缩给予了社会的公共空间扩张,而市场机制的引入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充实了公共空间中的参与主体。社会建设自身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对社会建设进程的推进影响却非常有限。

(二)挤占阶段:1992年-2003年

有学者将改革开放前的时期描述为“负帕累托”过程,即大多数人吃亏,而没有人得益的过程。走出这个过程成为社会的共识,在这样的共识下进行改革自然是一种帕累托改进。[16]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公共空间的拓展,市场机制的引入,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受益了。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过程中,越来越成为一种非帕累托过程:社会均衡、生态均衡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破坏。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指出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到。尽管这一阶段政府弱化自身的公共服务职能,但仍然主导着社会组织建设。同时,社会建设受到经济建设的挤压,公共服务与物品的供给相对下降。

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社会效率优先于社会公平。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中国进行了多项制度创新。从公民社会构建与发展的角度来看,财政分税制改革无疑占据着较重要的地位。

1994年开始的财政分税制的改革,目的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建立规范的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改革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划分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的事权;二是按照财权服从事权的原则,确定各级政府的收入范围。从张晏与龚六堂的实证研究来看,分税制改革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并不利于缩小了地区间的差异。[17]分税制改革切断了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联系,使得地方政府面临着沉重的财政负担,从而导致了加强对金融信贷行为的干预,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18]这样的结果是,尽管改革开放造成的财政支出决策分权化能够更好地按照地方需要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而提高财政支出效率。但是由于财政收入的分权程度仍旧比较低,且中央政府汲取了更多份额的财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被扭曲,使发展目标变为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强化了经济职能,忽视公共服务;过度重视经济利益,忽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表现为:公共支出中资本性支出所占比重过大,而反映社会建设的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所占比重却比较低。从表2可以看出,教育医疗支出的绝对增长率一直比较高,但所占财政总支出与GDP的比重一直没有明显的增加。其中,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辰纲要》所制定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到本世纪初依旧没有达到。

2 国家财政用于教育与公共卫生支出的发展趋势

教育总支出/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增长率/%

19.1

35.4

20.2

18.4

11.4

9.1

12.5

12.0

19.3

14.2

10.3

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12.7

13.8

13.6

12.7

13.7

12.5

11.9

11.3

11.7

11.7

11.6

占GDP比重/%

2.5

2.4

2.3

2.3

2.4

2.4

2.6

2.6

2.8

2.9

2.8

公共卫生支出/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增长率/%

19.0

25.8

13.2

19.2

13.4

12.7

8.6

10.7

12.8

8.0

29.2

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4.0

4.0

3.7

3.5

3.8

3.6

3.3

3.1

3.1

2.9

3.4

占GDP比重/%

0.8

0.7

0.6

0.6

0.7

0.7

0.7

0.7

0.7

0.7

0.8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和教育《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报告》,及《全国卫生年鉴》自行编制。

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倾向,此阶段的社会建设因而受到了负面影响。除了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缺乏足够多的财政支持外,其中最为突出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5.2%。[19]居民收入的增速明显低于GDP的增速,说明贫困发生率的降低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并不是社会政策设计的结果。[20]另一方面,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居民的收入差距同样在被拉大。1992年至2004年,全国总体基尼系数一直大于或等于0.4。[21]社会不公平程度的加剧开始威胁社会稳定。胡联合、胡鞍钢等人对1994年至2004年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社会矛盾的变化态势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不仅矛盾程度轻微的合法形式的社会矛盾日趋增多,而且社会冲突程度较为严重的非法形式的社会矛盾也在大幅增加,在社会矛盾总量中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22]

尽管受到经济建设挤占的影响,社会建设自身仍然有所发展。由于政府在公共服务中逐渐退出,民间拥有社会资源增多,国家开始鼓励和允许社会力量进入传统上由国有事业单位垄断的社会事业领域,各式各样的民办机构因而得以成立。这意味着一种新的组织形态开始出现,即民办非企业单位。尽管20世纪80年代民办非企业单位已经出现在教育、中介等领域,但并未受到国家的重视。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入,公民对于公共服务需求的提升,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始迅速发展。其中教育类占了绝大多数比例。[23]我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于1994年成立后,更多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相继诞生,它们具备了基本的环境保护服务职能。社会管理现状恰好体现出公共服务中政府淡出、社会填补的特点。

1995年8月31日至9月8日在北京怀柔召开了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与会总人数达31549人,其中境外与会者26549人,中国与会者5000人。论坛围绕平等、发展、和平这一主题,讨论了全球妇女关注的问题及涉及妇女的各类问题,进行了3900场研讨会,举办了5000多场图片、书籍、展览、表演等活动,同时还开展了工艺品展销、妇女实用技术、电影论坛等项目活动。这次论坛不仅为妇女地位的提高做出了努力,也成为非政府组织概念进入中国的标志。

民间力量对于公共领域的逐渐参与,一方面有效缓解了公共物品供给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管理制度与自律机制的不完善,使得部分社会组织有机会从事非法的社会活动。针对这种情况,1996年8月,中办、国办下发了一份文件,将民办非企业单位与社会团体并列,要求理顺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体制。1998年10月,国务院颁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并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这两个条例对社和民企业单位分别作了界定,确立了各自的组织特征和法律地位;规定了对社和民企业单位实行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和分级登记管理体制,同时明确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各自的职责;完善了登记条件和登记程序,保障了社和民企业单位的合法权益;规范了社和民企业单位的基本行为,强化了以章程为核心的自律管理机制;明确了对违法行为和非法组织的处罚措施。

“分级登记、双重管理”体制的逐步建立有效引导了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 这样不加区别不同类别的严格管理, 难以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双重管理体制的后果有两种:一种是回到新中国成立初的状况, 民间组织被整合成为政治化的和行政化的组织;;另一种是看上去管理很严格, 但事实上由于民间组织繁多, 主管单位鞭长莫及,加上组织资源和经费的短缺, 有条例、规定和办法, 却没有落实的组织保证, 加上管理的二元结构, 利益的冲突致使严格管理大打折扣。[24]

这一阶段,政府致力于经济建设,淡化自身的公共服务职能,社会组织逐渐承接了公共服务的这部分职能。由于缺乏国家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在政府的严格管理下尚不能完全承担公共服务的供给,因此社会建设尽管在组织建设上取得了进展,然而在民生问题上,国民并没有平等地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社会矛盾的日益突出威胁到社会稳定。

(三)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

2003年非典疫情所凸显的社区建设不足问题、“孙志刚事件”所反映的社会政策落后问题,使政府不得不重新审查自身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其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对社会心理、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影响已经关系到社会稳定及国家的长治久安。[25]在此背景下,2003年10月国家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9月国家正式提出“社会建设”,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注重民生。这标志着将社会建设置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社会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社会建设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政府强化了自身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二是社会事件的公共参与程度提高。“孙志刚事件”标志着一种新的政策制定模式的出现,较完整地展示了这一时期社会建设的基本特点,显得尤为重要。

2003年3月17日,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因未携带身份证件,被广州市黄村派出所带回讯问并以“三无人员”身份被转送到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在收容站内被毒打致死。经过媒体报道、网络评论、学术界的探讨,这一社会事件最终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并促使政府进行相应了制度调整。6月20日,国务院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26]

“孙志刚事件”之所以不同于以前类似的社会事件,首先在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社会参与的范围扩大和能力的提高,它表明社会关注的焦点由具体政策的执行而转向宏观政策的制定。社会参与范围的扩大与能力的提高,恰恰正是社会建设内在的一个必要条件。这种政府与社会在具体政策执行与宏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博弈与互动,为日后社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设定了基本的价值追求与目标方向。

除了政策执行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的参与外,政策本身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政策逐渐增多。在三农问题、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私人财产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多项制度创新,包括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公布《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和《物权法》,构建廉租房制度,落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创新对社会建设的促进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社会福利政策作为一种现象较为集中出现的时期,被王思斌称作为“社会政策时代”,即一个国家或地区,以改善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和普遍增进社会成员的社会福祉为目的的社会政策普遍形成,并且作为制度被有效实施的社会发展阶段。[27]社会政策时代包括两个特点:较多的社会政策出台与社会政策的有效实施,这都依赖于一个高度制度化的组织体系;这种组织体系不局限于政府组织,社会力量的参与更能提升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换句话说,这种组织体系的制度化将是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制度化。

当前,我国政府与社会的组织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分类控制体系”。在“分类控制体系”下,政府越来越多的引导社会组织发挥更多的作用。政府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了不同的控制策略。[28]对于协会、商会、官办NGO等社会组织,由于其潜在挑战能力较弱以及合适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政府加以鼓励和支持。从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所提供的资料来看,至2007年,教育、卫生、社会服务领域的社会组织占社会组织总数的48%,其中79%从事教育、卫生、社会服务等领域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建设中,社会组织主体的能力在政府的支持下逐渐增强,20039月怒江保护事件、20045月北京动物园搬迁事件、2005年圆明园防渗工程之争等全国性社会事件中,体现了社会组织主体对于公共决策的参与程度和监督力量。社会组织作用日趋明显,已经能够独立的发挥社会治理的职能并影响公共决策,并在某些问题上积极与政府进行对话甚至合作。社会建设渐渐成为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同推进的一项工程。

这一时期,政府力图广泛吸纳社会力量的各种智慧,修正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高自身的公共政策能力。在主导社会建设过程中,政府在特定领域大力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在一些弱政治化的领域中,如环境保护、教育、卫生、扶贫、体育等公共领域发展迅速,而在强政治化的领域中,如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等方面受到一定的规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社会建设中政府有序主导、社会局部参与的局面。

四、 小结

公民社会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一种基础机制,公民社会建设是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建设从被忽视到受到重视,从被动发展到主动推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实效。然而,目前社会建设的困境在于,政府有序主导下的社会建设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公民社会内在的需求。

社会建设的困境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建设的重点是放在形成社会问题的机制上,还是放在社会问题本身上。比如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不是简单地依靠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就可以解决,公共服务不平等背后的问题是地区之间的不平等,而形成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的因素相当复杂,既有历史原因,又有资源禀赋的差异等。

二是社会建设作为一种社会运行的基础机制,如何在政府有序主导下得到完善。这与政府管理的理念、服务型政府职能的定位、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合作框架构建有较密切的关联。

三是社会建设主体多元化产生的价值观泛化该如何整合。中国社会变迁最初的动力来自于经济结构的变迁,三十多年来社会分化不断,新职业、新群体的产生带来新的观念,有必要把不同的价值观整合到同一要旨的推动社会建设的框架下,这将有赖于构建一个平等协商的民主法治制度。

显然,我国社会建设的道路并不顺利,这不仅是受制于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结构,而且还与人们对社会建设的认识程度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经济增长不会自动改善民生,它需要与经济建设相匹配的社会建设的发展。而社会建设一方面是在政府有序主导下进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则要求社会建设主体公民社会的自我发育与自治自律,在明确自身权利与义务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管理。

只有准确地把握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在社会建设中的关系,才能构建起政府组织主体、市场组织主体与社会组织主体动态平衡的体系格局,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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