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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协同机制构建

李长文

摘  要随着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社区社会组织已逐步成为政府、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居民之间沟通联系的中介。社区社会组织为增强社区自治、实现政府良好治理与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互动提供了平台,成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然而,当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却差强人意,提升社区社会组织能力,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构建行政、市场、社会、智力四方协同培育机制对于提升社区社会组织自身治理以及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区社会组织   协同机制  实现路径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和人们居住的基本空间环境。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大力推行社区服务工作,90年代末,正式在全国范围大力开展社区建设。社区建设是国家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转型的新形势下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出的具体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关键。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社区履行其必要功能所必需的,也是我国当前现实国情所决定的。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直接影响到其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深度与广度。提升社区社会组织能力,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探索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有效机制是当前推动我国社区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一、课题意义与研究述评

(一)课题意义

随着传统的“单位制”逐渐衰落并走向解体,单位所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逐渐剥离,整合功能也不断减弱,人们的生活空间开始由单位走向社区。在此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并壮大,为增强社区自治、实现政府良好治理与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互动提供了新的平台,成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因此,社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状况就成为社区治理的核心影响因素。总体看,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起步阶段的社区社会组织存着在很多“发育不良”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社区社会组织都未经民政部门注册,通常是在街道办事处备案登记,因此,存着潜在合法化危机;二是绝大多数社区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较为松散,组织化与规范化程度较低;三是社区社会组织成员随意性和流动性较大,老龄化倾向严重,平均文化程度偏低;四是经费来源单一,主要靠政府拨款,其他筹措资金渠道还不够流畅。

基于上述发展现状,本课题拟以社区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机制为研究内容,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的构建与实现路径进行分析与探索。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是本课题将有助于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基础理论框架进行系统研究与设计;二是通过对社区社会组织能力培育机制及优化路径进行系统研究与探索,避免了以往研究中强理论、轻实践的特点;三是协同机制的构建与有效路径的探索可以帮助社区社会组织切实提升其自身能力,更好地承接各项社会公共服务,跻身于社区建设。

(二)研究述评

学术界关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方面的研究非常少,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社会组织能力培育过程与模式。社会组织能力培育包括能力培育项目的倡议与动员、开展及结束与评估三个阶段(Light, P. C. 2004)。社会组织能力培育的模式分为自下而上的组织性模式和自上而下的组织化模式。前者多为美国非营利组织能力培育采取的模式,后者多为英国模式(Crisp, B.,H. Swerissen, et a.l ,2000;Letts, C., Ryan, W. P., & Grossman,1999)(西方国家多把“社会组织”称为“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即NPO或NGO)。我国学者多认为应加强社会组织、政府及教育机构三方合作,共同推进社会组织能力提升(2000,王名);教育、培训是社会组织能力培育的主要方式(黄浩明,2002)。

2、社会组织能力培育内容。学者对于社会组织的资金筹募、组织能力、资源管理、营销能力等能力培育内容方面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社会组织应着重加强内部治理、财务管理、战略管理、项目管理等方面的能力(马庆钰,2011);社会组织筹款应来自政府、基金会及个人捐助。社会组织的劝募形式包括财务拨款、承揽项目委托与合同以及获得政府采购等(张勇,2008);动员能力、决策能力、约束能力是考量社会组织能力的主要内容(周志家,2009);公益组织应加强与媒体合作,提升其营销能力(金锦萍,2011);基于个案,认为行政化约束对社会组织资源管理、决策能力、公信能力等方面具有较大影响(邓国徽,2008);社会组织应当确立营销战略、树立营销理念、利用营销工具等方式提升其组织营销能力(刘艳,2007)。

3、社会组织能力培育效果。非营利组织能力培育促进了员工对组织愿景构想的增强(Sobeck, J. and E. Agius,2007);非营利组织能力培育的技术援助、培训与咨询等活动促进了技术、知识和行动的改进等方面内容(John.E.Pynes.1997;Curtis, L. 2001)。专家评估视角和咨询人员视角的张力之间、抽象概念的测量、测量时期长短的确定等方面尚存在诸多需解决的问题(Wing, K. 2004);社会组织应该建立问责机制,引入顾客导向能力培育的评估机制,认为评估是社会组织能力培育的有效途径。(邓国胜,2004)。

现有研究成果为本课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学术参考,但也存在不足:(1)学术界虽然高度关注社会组织培育的重要性,却很少专门关注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问题;(2)学术界及实践界对于社会组织培育的实践活动注入了较多的研究热情与关注,但很少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机制与现实路径进行比较与深度分析,更没有在多主体视角下,探讨在不同主体之间建立协同机制,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目的。 

二、现实与评价:当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理性审视

(一)当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现实情境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 随着社会组织在政治、经济尤其社会领域日渐活跃,其能力及能力培育渐渐引起了政府、高校等教育机构及社会组织自身(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广泛关注。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政府、教育机构以及支持型社会组织为主体、企业跨界参与的基本格局。

1、以政府为主体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现实状况

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组织能力培育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前。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社会中间组织 (社会组织)的改造就被纳入国家的整体战略中。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组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组织进行教育、培训,使其理解并符合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成为政府有关部门的任务之一。

当前,以政府为主体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通常是以各种形式或内容的短期培训班为载体。在实施培训的部门方面,主要是以民政部门、街道以及社区等代表政府部门的各处、科、室对其管理范围内的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培训;在培训内容方面,以政府为主体的培训主要以国家或地方出台的社会组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为主要内容;在培训形式方面,以政府为主体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训有两种基本形式: 一是对新出台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应急式培训,二是借年检大会、年度表彰大会或其他学术研讨会进行“以会代训”式培训。近几年,政府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出现了很多新思路、新做法。比如,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公益资助等途径,将越来越多社会领域包括社会组织能力培育等具体事务交给企业、支持型社会组织等组织机构,逐步从微观培训转向宏观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政府积极探索和尝试各种创新办法,通过制定支持型政策推动各种形式的跨界合作,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能力培育的纵深发展。

2、以教育机构为主体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现实状况

以高校等教育机构为主体的社会组织能力培育起始于20 世纪末。随着公民社会在我国的逐步兴起,高校内陆续出现和成立社会组织及公民社会的相关研究机构。1998 年,清华大学王名教授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社会组织专门研究机构———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 (NGO研究所前身)。此后,全国高校内迅速涌现出了大量公民社会及社会组织专门研究机构。

以高校等教育机构为主体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以教育为主、培训为辅。高校及其研究机构在社会组织教育方面,主要基于学科建设,借助开设社会组织相关课程,以学位教育为主要形式传授和普及社会组织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公益理念及志愿精神。高校及其研究机构在社会组织培训方面,主要基于与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建立合作机制,借助高校等研究机构的专业团队,以项目为平台,开展和承担各种社会组织的非学位培训。1999 年 11 月至 2000 年底,在台湾喜马拉雅基金会资助下,清华大学NGO研究所首次开展面向社会组织的短期培训。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参加培训的人员来自全国 70多家社会组织机构,达200多人次。这次尝试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以高校及其研究机构为主体开展社会组织培育的起点。目前,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等机构通过与基金会、企业或政府建立各种合作机制,组织和开展了大量社会组织培训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高校及其研究机构已逐步发展成为集研究—教育—培训于一体的社会组织培育基地。

然而,高校等教育机构在社会组织培育中,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关注不够,大多是针对具有一定规模或具有法人资格的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培训,教育机构在参与社会组织培育过程中,对于初创期和中小规模的社区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与培育还有很多需要探索的空间,教育机构所储备的智力团队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以支持型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现实状况

以社会组织自身(支持型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以培训为主要形式,从最初以境外非营利组织为主开展相关培训发展到由国内专门培训机构 ( 支持性社会组织)承担相关培训,先后走过了起步、逐步规范及不断专业化的发展历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此类专门培训机构约上百家,涉及环保、防艾、安老、扶残、自闭症救助等不同领域,已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组织培育的核心力量。

自 20 世纪 80、90 年代至 2003 年前后,以支持型社会组织为主体开展的培育培训活动大多由福特基金会、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德国基督教发展服务社 (EED) 、互满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FAIHPP) 等国际机构独立开展或与本土社会组织合作开展,它们无论在操作层面还是在资金、师资等资源支持方面给起步阶段的中国社会组织培育提供了巨大帮助。在国际机构的协助和影响下,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陕西妇女研究会等一批致力于能力建设的本土机构逐渐走向成熟。支持型机构已经成为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的中坚力量。近年,各地方政府纷纷借助政府购买的平台,大多街道通过将社会组织服务基地打包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第三方(通常是支持型社会组织)运营,将辖区内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成长交由入驻街道或社区的支持型机构承担,因此,除了政府、教育机构,支持型机构就成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重要一方。支持型机构借助其专业运作方式,给以辖区内社区社会组织以资金、运营、人才等方面支持。以支持型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各类培育培训,内容较为丰富,方法更加多样,极大地显现了社会组织的巨大力量与智慧,更彰显了社会组织为其自身能力提升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4、以企业为主体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现实状况

近年来,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普遍增强,很多企业也逐步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公益创投、社会企业等形式的跨界合作给社会组织培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2007年,联想集团首创“公益创投”社会组织培育模式,通过“联想公益创投计划”,由联想出资,为初创和中小型的公益组织提供创业及发展资助公益创投计划是联想集团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创新性探索,对带动中国企业界的力量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联想第一期公益创投计划于2007年12月18日启动,以“让爱心更有力量”为宗旨,经过严格评选,在全国范围内资助了16家民间公益组织,发放近300万创投款,引起了社会的广发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联想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还将企业发展管理经验引入公益社会组织,联想的管理团队作为志愿者帮助公益组织进行战略规划、问题诊断、管理咨询和能力建设。通过合作伙伴的公益创投形式,社会组织不仅得到企业的资金支持,还得到人力资源和管理经验支持,在志愿者管理、财务公开透明、吸引社会资源、使命目标清晰化、组织信息化等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同时使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得以体现,实现企业与公益组织的合作双赢。显然,企业的入驻给社会组织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同时,借助企业,辖区更多的资源被盘活和激增,跨界平台与合作也在悄然成长。

(二)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影响因素

当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现实能力与国家期望还存在显着差距能力匮乏已是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障碍。面向能力提升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已经成为谋求其进一步发展的系统工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社区社会组织自身为界,可以将影响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因素划分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具体如下: 

1、内部因素

影响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内部因素指组织自身对于其培育效果的影响因素。

主要包括组织内部治理能力与人才状况。

   (1)内部治理能力

一般地,社区社会组织内部治理能力主要包括:明确组织使命与愿景的能力、项目规划与运作能力、组织创新能力、筹募资源能力等,这几方面反映了社区社会组织的价值观、组织运作及其可持续发展潜力。

第一,使命与愿景是一个机构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相对于政府、企业等其他组织或部门类型,社会组织的首要特点就是其动力和运行主要是建立在价值承诺的基础之上的,价值观是社会组织产生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只有共同的价值观才使公益参与者能够走到一起。制定清晰、有力的使命与愿景会使一个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给组织的培育提供清晰的内容框架,对于培育目标的实现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第二,针对社区需求的项目策划与运作几乎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全部价值体现,社会组织的运行与发展是通过一个个公益项目的策划与运作来支撑的。社会组织是公益项目的组织载体,反之,公益项目是社会组织实现其使命的手段与开展活动的载体,也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或吸收其他渠道社会资源的重要载体。项目化运作与管理,是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核心和社会公益行为呈现的基本方式。因此,一个组织的项目规划与运作能力体现了该组织的专业化水平与能力,项目的策划与运作能力是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核心内容,它对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效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第三,创新能力是一个组织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区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面对社区居民的多元化与差异性需求,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竞争,必须在项目设计、资源链接等方面积极进行创新,为社会与公众提供与市场和政府具有差异化的“产品”,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社区社会组织的创新能力对于社会组织培育效果的影响体现在,它会影响培育内容的前瞻预测、培育模式与方式的突破与创新等。因此,机构的创新程度是社区社会组织生命力的全部体现。

第四,社区社会组织筹募资源能力也会对其培育效果产生影响。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任何组织都不是自足的,而是处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依赖中。为了生存和运转,它必须要从外界环境中吸取资源。对于社会组织而言,由于其志愿性和非营利性,它比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外界资源的依赖程度更为严重。社区社会组织的资源筹募会涉及企业、社区、政府、个人等主体,不同主体对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参与需求也不同,因而,社区社会组织资源筹募首先会影响培育主体的参与状况,进而影响到培育机制的构建等深层次问题。 

(2)人才状况

人才是一个组织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才状况的优劣更是组织制订人才发展

规划的依据。社区社会组织人才状况对于其培育效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社区社会组织人才知识结构是社会组织实施培育的依据。一个组织机构在组织与实施培育活动时,首先要对其人才知识结构进行调查分析,了解现有人才的知识储备状况,与组织发展目标所需的人才标准相比,分析需要培育哪些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从而制定培育计划,明确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具体内容与培育目标。

第二,社区社会组织人才专业化水平决定了培育的起点与预期成效。社会组织培育终其目标是提高社会组织人才的专业化水平,社会组织人才的专业化水平体现在专业的项目运作、有效的资源筹集、前瞻性的战略管理等方面。因此,社区社会组织现有人才专业化水平决定了培育从哪里开始,未来能走到哪里。

第三,社区社会组织人才梯次也对组织的培育效果产生影响。不同组织的人才按不同年龄段形成了各自特有的人才梯次特点,人才梯次的最优状态有利于组织的发展。人才梯次的不同对于组织培育的内容、方式亦有不同的要求,尊重现有组织人才梯次结构,制定符合组织人才现实状况的培育计划与内容将会大大提升培育效果。

2、外部因素

影响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外部因素指存在于组织自身之外对于培育效果的

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制度规范、资源获取、公信力建设以及公民社会发展程度。

   (1)制度规范   

制度规范的演变不一蹴而就,而是在时间历程中循序渐进社会组织发育早期受到对外开放下境外组织的巨大影响,本土机构与境外机构在不断互动与交往中遵从市民社会规范,此时的政府更多地以底线控制为限,采取容忍度范围内的默认态度。但在其深层逻辑中,仍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制度遵从的影子。政府在这一阶段给予社会组织培育的影响主要以观望、控制为主,还没有直接、有力的制度支持。

随着近年来政府的简政放权、职能转变的推进,尤其是社会对于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强,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日益增多,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增添了合作、服务等行政吸纳规范,社区社会组织在接受培育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考虑政府诉求政府也在近年针对社会组织发展出台了很多倾向性制度,这些制度规范对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都有着潜在、巨大的影响。

   (2)资源获取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需要从环境中获取生存资源该理论认为,虽然受到所处形势和环境的制约,但组织拥有广阔的战略选择空间去管理环境,比如顺从、合并等策略一般来说,组织总是容易受到资源供给者的较强影响,所以组织的战略选择并不是任意选择而是受条件限制,这取决于外部资源对组织的重要性及替代性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的逻辑,社会组织培育输出的行为需要符合资源供给方的偏好,即通过丧失自身独立性换取生存资源。当前,政府以及境内外基金会是我国社会组织主要的资源获取方,因此,不难想象,社会组织培育会不同程度受上述资助方的偏好影响,这就要求社区社会组织在实施和接受培育过程中,要善于在组织愿景的实现与资助方偏好之间寻求平衡,避免在组织培育的道路上与组织的愿景相背离。

(3)公信力建设

 公信力是公益组织的生命线。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公信力面临严重危机,主要表现在公益产权不明晰,内部治理结构与机制不完善,致使违规运作、滥用资金、暗箱操作等公共责任严重缺失的行为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一些牟利行为,致使其活动与其应尊崇的社会使命与公益宗旨严重脱节,违背了“非分配约束”这一社会组织区别于营利组织的根本特征,严重损害了我国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公信力的缺失与建设不仅会影响到社会组织培育的效果,更是社会组织培育的主要内容。一个具有良好公信力的社区社会组织在筹募培育资源时,会得到更多的资助与支持,反之,一个信誉度低的社区社会组织会因筹募不到资源而难以生存,因此,公信力建设状况对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影响不容小觑。

(4)公民社会发育程度 

公民社会的发展为社区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舞台与空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已经迈入公民社会的门槛,公民社会的逐渐成形可谓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项伟大成就,它是社会各种行为主体良性互动的结果。广大人民群众及其组织起来的民间力量利用改革开放过程产出的个人自由和资源,创造性地在社会领域开辟新的空间,建立新的团体,传播关于共同体内人际关系的新价值。知识界和媒体积极把单个社团或事件纳入公民社会的范畴,努力让公民社会的理念成为公众的新知识并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在努力根据民间组织发展的现实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管理方式,为公民社会成长留下弹性的制度空间。公民社会的成形是中国社会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生命力的表现。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会之于社会组织发展如空气、水,为社会组织提供充足的生长所需的养分,极大地减轻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各种负重。

三、尝试与探索:北京市朝阳区KLYN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参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个案呈现

(一)机构基本情况

北京市朝阳区KLYN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成立于2013年(以下简称K 机构),是一家致力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建设、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支持、社工团建与岗位输出,助力地区社会组织及基层社区网络社会建设管理服务平台构建与发展、新媒体领域品牌宣传与推广的专业社会组织。该机构通过社区公共服务空间的公益服务综合平台建设,运用专业社会工作理念及市场化运作模式,积极整合社会企业资源,引入基金会力量,组建专业志愿者队伍,以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与心理需求为出发点,致力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创新、社区公益服务品牌建设、社区一站式综合服务功能提升等。

机构的业务范围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建设企业社会工作服务特殊老年群体服务社会工作者培训、团队建设岗位输出以及其他相关社会服务。其中,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是该机构的的核心业务。

目前,该机构专职工作人员共计26人,均在30岁以下,其中,女性员工20人,男性员工6人,见图1;在学历层次上,研究生有6人,本科生9人,专科生11人,见图2;在籍贯分布上,京籍人员有10人,非京籍人员16人,见图3;在专业分布上,社会工作专业人员20人,非社会工作专业6人(分别是旅游管理2人、英语1人、企业营销2人、法律1人)。见图4。

 

上图看出,该机构人员在年龄结构上,人员较年轻,绝大多数为刚毕业1-3年内大学生;在学历分布上,以大专生居多,硕士研究生占较少比例;在户籍分布上,京籍人员占三分之一多,外地人员仍然是机构人员的主力;在专业分布上,社会工作专业居多,其他专业人员相对较少。

(二)K机构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的主要做法

由于K机构承接了朝阳区若干街道社会组织服务基地运营项目,本课题将以该机构承接的LLT街道社会组织服务基地运营项目为例。

1、LLT街道所辖区域概况

LLT街道成立于1987年11月,地处朝阳区城乡结合部,其辖域东至京包铁路,与东风乡、平房乡接壤,西至朝阳体育馆西侧,与团结湖街道相连,南至二道沟河,与八里庄街道、呼家楼街道、高碑店乡为界,北至农展南路,与麦子店地区相邻,辖域面积4.4平方公里。截止2011年底,常住47517户、常住人口107943人,流动人口29814人,外籍人口1282人,域内人口居住密集,60岁以上人口占18.7%。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建设的居民楼占70%,是纯居民聚集区。域内有秀水园、碧水园、甜水园、道家园、八里庄北里、八里庄南里、六里屯北里、十里堡北里、晨光家园、炫特家园、甜水西园等社区11个,党政机关13个,规模以上企事业单位84个,学校(含托儿所)24个,医院(含社区卫生服务站)9个。

2、K机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的做法

LLT街道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是以LLT地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地为组织平台,通过委托运营形式,实施社会组织培育相关工作。该基地坐落于十里堡北里社区,占地面积约120平米,配备专职工作人员6名,集社会组织培育基地、社会动员基地、综合便利服务基地为一体。旨在以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与心理需求为出发点,运用参与式社会工作方法及项目化运作模式,整合地区各类资源、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加强区域协同动员,提升社区自治管理能力,解决社会治理难题。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建设枢纽型社会组织、多元主体参与项目设计、聚集资源加强社会动员等是该基地的主要功能设计。

K机构在LLT街道参与该辖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过程中,积极对接朝阳区政府社会动员“三个基础,五大服务行动”工作任务,针对LLT街道特点,创新“141N”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并付诸实施,显著提高了培育成效,增强了社会动员程度,提升了区域社会治理能力,如图5。这些做法具体如下:

(1)“1”即为“一个平台”。指K机构借社会组织服务基地平台的运营,将LLT街道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纳入新的平台,为社区社会组织拓展和提供发挥作用的空间与机遇。在社会组织服务基地这一组织平台上,将辖区内企业、政府、社区、居民个体凝聚在一起,建立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协作机制。在此机制作用下,激活和撬动社区各类资源,将社区社会组织植入社区资源连接链的节点之一,为辖区内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发展搭建多方资源链接平台,借此平台,不断探索社会组织服务基地的一站式创新运营,为LLT 街道辖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规范化运营提供组织平台的支持。

(2)“4”即为实施“四大计划”,K 机构在社会组织服务基地运营平台上,一直围绕“四大计划”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相关工作,这四大计划分别是动员计划、领袖计划、资源计划与品牌计划。

第一,动员计划主要是由社会组织服务基地按辖区企业、居民需求将项目主题打包、按内容设计岗位,以项目认领为形式,利用媒体、网络进行宣传。由辖区社区社会组织根据自身能力认领项目,辖区企业员工、居民个体认领岗位。基地组织相关专家参与讨论,帮助社区社会组织确定项目实施方案,通过提供专业技能支持,给组织提供实践操作指导。待项目实施完成后,利用志愿反哺、表彰激励、参观交流、资源共享等形式,对认领项目的社区社会组织项目的实施成效进行认可与激励,扩大社区社会组织的影响力。

第二,领袖计划通过骨干挖掘、相伴培育等方式,招募社区当中骨干分子或精英(如楼门长)、积极分子、社区工作者等,将上述人群“圈定”为社区建设中的“领袖”群体,为他们组织与开展“培训、辅导、训练”三位一体的能力提升的系统学习,为社区建设以及初创期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潜在领导人与人才支持。

第三,资源计划按需求调查、平台建设、聚拢整合、更新维护等程序,对LLT街道辖区内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以及辖区资源情况进行调研,整理形成包含辖区的社会组织、居民自治队伍以及企业内外部的人(志愿者、社工、居民)、财(企业、基金会、政府部门)、物(物资、设备、耗资)等资源库。依托微信、QQ群等互联网手段,建立LLT街道辖区的信息化平台,第一时间将需求和资源进行对接,提升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资源对接与整合能力。

第四,品牌计划通过品牌建设、成果展示、宣传推广等方法,针对LLT街道辖区优秀项目带头人、优秀项目品牌、优秀案例及其宣传片等宣传资料以及辖区内媒体资源,在基地的组织与支持下,开展专业品牌推广活动,扩大组织或项目在辖区内以及辖区外的社会影响力,以此提升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品牌推广能力。 

(3)“1”即为“一条主线”。指K机构基于社会组织服务基地平台,以项目化运作作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主线。基地以社区需求为导向,通过项目发包方式,面向社区社会组织征集满足社区需要的社区项目,并给予一定经费支持,用于开展相关服务和活动。

重点项目研发是K 机构在LLT街道社会组织服务基地运营中项目化运作主线的亮点工程。K机构在重点项目研发中组织与实施了“公益星动”计划和“四邻”计划,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开展“公益星动”计划。该计划以甜水西园社区为试点,根据居民需求设计公益项目,并动员知名人士(如演员明星、退休干部、社区名人)作为“星动”发起人并进行活动代言,在社区传播公益项目理念和主张,扩大项目的社区影响力、地区动员力和资金募集力。

第二,开展“四邻”计划。该计划包含助邻、惠邻、安邻、睦邻四方面内容。助邻是指以社区楼门为单位,动员楼内居民围绕楼院需求结成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居民自治;惠邻是指利用社区“一刻钟服务圈”、自治联盟等载体,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为居民开展免费或者低价的社区服务;安邻是指基地通过培育巡逻队、强化楼院单元化管理、指导社区社会组织申请安全类的政府购买项目,加强群防群治维护邻里之间的安全;睦邻是指通过社区社会组织的志愿活动、互动沟通,加强邻里之间的了解,改善邻里关系,实现“邻里守望”,营造和谐社区氛围。以上过程中,社会组织服务基地通过专业讲座、社工方法植入等专业手段介入社区社会组织项目策划、实施与管理过程,及时地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指导与技术支持,引导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从而实现提升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能力的目的。

(4)“N”即为“N个单元”。指社会组织基地以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推动LLT街道辖区社区单元化管理。基地依据邻近、功能相似等原则,将辖区内小区划分为不同单元,对其实行单元化管理,运用社会动员工作方法,在基地的指导和专业社工机构的支持下,以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通过项目运作的方式,开展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引导社区以及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解决地区服务管理问题,与此同时,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治理能力。 

 

(三)K机构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的成效与缺陷分析

K机构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也显现出一些不足,具体内容如下:

1、K机构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的成效

一是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引入个性化支持。K机构借LLT街道社会组织服务基地平台,运用培训、咨询、组织定位等方法,根据辖区内社区社会组织的不同发展程度与阶段,采取不同的支持方式,主要表现在:一是在辖区公共服务空白领域,通过培养社区领袖,创建社区社会组织;二是对组织化程度不高但已呈现出一定雏形的社区社会组织,引入街道、基地、社区多元资源,通过街道支持、基地扶持、社区帮助的方法进行培育;三是对发展较为成熟的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引入外部同类社会组织与街道社区内有意愿和能力合作的社区组织结对子,共同完成公益项目的策划与运作;四是对于具备较强实力的社区社会组织,基地支持其在做好本社区居民服务的同时,引导其投身其他服务领域,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二是创设“项目+岗位”培育模式。K 机构以参与式社会工作方法为依托,创设并发布“项目+岗位”认领书,具体步骤是:一是设计项目。在走访问需基础上,由基地设计项目主题(如地区失独老人服务)和可以提供支持的资源(如提供专业社工全程参与、政府购买资金等),并在媒体和网络上推广宣传,便于辖区社区社会组织认领。二是设计岗位和方案。基地召集认领项目的社会组织座谈讨论,根据项目特点设置项目实施岗位(如活动联络、心理慰藉、保健清洁等),由社会组织人员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岗位,形成实施方案后开始执行。三是加强培训。基地组织社会组织人员定期开展培训,增加项目团队建设能力和专业技能。四是定期讨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邀请社区、社工事务所与岗位人员定期分享工作体会,加强外部对团队的肯定,并根据情况有意识地调整人员岗位,培养参与人员的综合能力。五是形成团队自律公约和项目规范化流程。通过项目的实施和成员的讨论,将项目执行过程中有效的做法固定为规范化流程,将成员认可的共识固定为自律公约,使动员常态化和制度化。

三是进一步规范了政府购买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流程。基地在既有政府购买服务流程框架下,在项目评审、项目优化、项目交流、项目检测、项目推广、项目评估的过程中,通过实时监测,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促使项目顺利进行,逐步形成了一套从项目征集、评审、优化、跟踪、评估、推广复制等标准化操作流程,在细则和操作层面完善和规范了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工作。

2、K机构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凸显的缺陷

K机构成立时间不长,然而,在众多近年注册成立的同类机构中,其运作模式尤其是在参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K机构在社会组织培育的实践中,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同时,也凸显出了一些不足与缺陷。

一是机构自身的专业化水平、培育经验与专业技能的不足限制了社会组织培育的效果。K机构是一家成立时间不长的专业社工机构,在社会组织培育方面仍然处于探索和摸索阶段,该机构在人员学历结构上仍然以专科生为主力;其次,该机构专职人员均在30岁以下,显然,机构缺乏一批拥有行业工作经验的中坚力量;同时,该机构仅38%人员为京籍人员,其余均为非京籍人员,这样的人员户籍结构潜存巨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这样的非优质人才结构必定会牵拽机构的快速发展,进而会影响当前的社会组织培育工作。

二是社会组织培育活动短视行为的潜在风险难以避免。作为公益领域的新成员,K机构固然表现出积极创新的鲜活因子,在社会组织培育方面进行了一些创新性的探索,但依然是一些停留在浅层面的尝试,,对于培育的模式、目标缺乏前瞻性思考和定位,缺乏有意识、更富专业性的培育体系建构方面的思考与设计。因此,其培育的持续性与效果势必会受影响。

四、协同与整合: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协同机制的建构

协同学的创立者是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哈肯(Haken)。1971年他提出协同的概念协同论或协和学(Synergetics)是研究不同事物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的新兴学科, 是近十几年来获得发展并被广泛应用的综合性学科。协同学着重探讨各种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时的相似性。协同论认为,千差万别的系统,尽管其属性不同,但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其中也包括通常的社会现象,如不同单位间的相互配合与协作,部门间关系的协调,企业间相互竞争的作用,以及系统中的相互干扰和制约等。本课题基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具有较高的协同特质,探索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各主体之间如何实现跨界协作,从而建立多主体之间的协同培育机制。

(一)建立以政府为培育主体、以购买服务为运作模式的行政培育机制

资金或资源的不足是当前困扰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瓶颈。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方式实现的政府资助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政府是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也应成为助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首要资源供给方。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培育所能提供的资源主要包括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其中,政策支持指出台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好政策与制度;资金支持指政府将一部分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专门用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通过经费资助的形式,以公共服务供给为行为载体,有意引导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然而,从当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来看,真正有能力承接因政府职能转移卸载的公共服务供给的社区社会组织比较少,不足以在公益领域形成竞争态势。可见,政府购买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与社会组织的能力培育与建设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命题。政府在购买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的手段上需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行为常态化、制度化,并通过购买服务平台,逐步将之引入社会治理、社区建设的轨道上,使其担负起我国社会治理的重任,逐步培养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意识和主体意识。在此过程中,政府需重点扶持初创期的社区社会组织,以政府资助性投入或资助性购买发挥政府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扶植和培育作用。

(二)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公益创投为支持形式的市场培育机制 

公益创投(Venture Philanthropy),是把经济生活中的“风险投资”或“创业投资”的理念延伸到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之中,它是把风险投资理念运用到投资和帮助立志于公益和社会效益的新兴社会企业或社区社会组织,以风险投资运作模式来做公益,把风险投资与公益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通常,公益创投为处于初创期或中小型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包括综合能力建设在内的创业及发展资助,通过与被资助者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达到促进其能力建设和公益模式创新的目的。公益创投是一种新型公益资本投入方式,最终目的是培育发展具有创新性创意的优秀公益服务组织,有效满足和解决社区的公共服务需求问题。

企业进行公益创投,与社区公益组织共同分享自身优势,帮助其进行能力提升,推动社区社会组织以企业化、项目化方式运作,从而提高其运作公益资源的效率和募资能力。公益创投不仅仅给予社区社会组织以资金方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在战略规划、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术及品牌创建推广和财务规范等方面给予扶助,即除了资金支持外,企业资助方还需给被资助的社会组织提供管理和技术支持,如帮助社区社会组织制定明确的使命和愿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其公益目标;通过培育市场营销能力,帮助社区社会组织创立公益品牌,吸引更多社会资源,产生更大社会影响;帮助社区社会组织更好地开展志愿者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完善财务管理,使其筹款更规范、开支更透明等。公益创投构建下的新型的公益伙伴关系,使得企业资助方与被资助方的社区社会组织不再是简单的捐赠关系,除了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全方位支持以及基于此形成的二者之间建立的长期合作、深入参与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会带来资助方与被资助方的合作共赢效果。除了以上被资助方在资金、技术等方面获得更好、更快地成长,企业资助方会使企业员工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社会治理,为强化企业内部凝聚力和员工自豪感带来深远影响。

(三)建立以支持型社会组织为主体,以孵化器为载体的社会培育机制 

公益组织孵化器的理论与实践来源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它是以初创期中小型社会组织培育扶持为核心,提供包括专业服务、资源平台、项目管理、资源链接以及能力培训等一系列服务的多功能服务系统。

2006 年,上海市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简称 NPI)把孵化器的概念引入我国公益领域,首创“社会组织孵化器”概念。其主要功能是为初创期或成长期的社会组织提供基础设施、种子基金、协调关系、课程辅导、能力建设等服务,更好地规范与提升入住中心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与能力。近年来,北京、江苏、四川等很多省市都相继建立了社会组织孵化器,不仅帮助一些初创时期的草根社会组织解决了场地与身份问题,更是通过为其提供能力建设、社工人才及项目管理培训等培育项目,提升了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实践中,公益组织孵化器即是支持型社会组织,支持型社会组织是相对于操作型社会组织而言的,操作型社会组织是直接为有需要的弱势人群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组织。而支持型社会组织则专门为操作型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和支持,也称“伞状组织”、枢纽型组织等。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孵化器在各地的实践中出现了不同的模式,但其基本运作呈现政府支持、专业团队管理、政府和社会公众监督、民间组织受益的共同特征。孵化器是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在社会组织培育活动中寻求合作的有益探索和尝试,它借助一定的机制与模式,寻求来自不同领域的资源最大化合作机制,用创新的思路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是近年来公益领域的重要制度创新。

(四)建立以高校等教育机构为培育主体、以学历教育为主要模式的智力支持培育机制

人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资源,社会组织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才质量关系到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当前,我国社会组织人才发展存在很多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与蓬勃发展的社会组织相比,社会组织专门人才严重匮乏,截至2014年底,全国登记社会组织60.6万个,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仅682.3万人;社会组织人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相关配套制度严重滞后;社会组织人才专业性不足、结构不尽合理;相比较于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缺乏就业吸引力,跌入人才低谷。显然,社会组织支持系统中处于最基本、最根本地位的智力支持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以人才为核心的智力支持通常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以在职人员为主要对象的短期在职培训,二是以全日制在校学生为主要对象的长期学历教育。前者以应急式技能获得见长,后者以系统知识的习得见长。长远来看,后者是改善和提升一个行业人才质量的根本途径,通过学历教育培养的专业人才具有更强的可持续发展潜力。鉴于此,依托高等院校实现的学历教育应成为社会组织智力支持的主要渠道。然而,目前,“社会组织管理”相关专业还未被列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制定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社会组织人才的专业化培养与智力支持体系还未建立。可喜的是,近年,我国个别高校通过各种方式(如在公共事务管理专业下设社会组织管理方向)在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的实践探索。比如,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于2012年在“公共事务管理”专业下设“社会组织管理”方向,面向全国招收该方向学历教育学生,探索以能力培养为本位,以专业教学为基础,以工作过程为主导的“岗一课—证”相融通的项目化课程体系与实践实训体系,着手社会组织学科方面的专业体系建设,制定科学的专业设置标准,完善社会组织相关专业教学规范,在社会组织人才的专业化以及社会组织的智力支持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五)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行政、市场、社会、教育四元协同整合机制

上述社会组织的四种培育机制主要是根据培育主体及其内在运作机制来划分的。这四种培育机制既各自有其独立性,又在模式、内容、方式等方面相互渗透,四者之间相互关联、密不可分,见图6。

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培育不仅为后三种培育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支持,且为社会组织培育建造了基本的环境与条件,在社会组织培育机制中处于核心地位。现代以及今后社会发展的一段时期内,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组织行政培育的发展与导向会一定程度影响全社会社会组织培育的效果与走向。

以企业为主体的社区社会组织市场化培育以及以支持型机构为主体的社会化培育面向的都是初创和中小型社会组织,然而,其培育出来的社会组织如果没有后续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平台的资助与支持,市场培育以及社会培育成果难以获得保障和巩固。通过公益创投以及孵化器培育出壳的各类社区社会组织的快速成长离不开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企业家的创新型经营。

以高校等教育机构为主体的社会组织智力支持培育基于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成长与发展,以相关专业的建立与完善为前提,尊重人才培养规律,着重于人才的系统化教育过程。然而,他依然需要政府(教育部门)给予政策的支持,通过将“社会组织管理”纳入《学科目录》,以此带动相关专业的建立与发展。

在这四种培育机制中,行政机制在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培育机制策略组合中处于非常重要的枢纽位置,一方面它连接了经过公益孵化器孵化的初创期中小型社会组织,通过购买服务帮助这些出壳后的社会组织在公益市场上历练与复制其项目运营模式;另一方面它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和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激发企业参与公益的积极性,加大对公益创投工作的支持力度。反过来,经过公益创投和孵化器支持的社会组织能力得到不断提升,能够更好地承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良性的公益生态圈就此形成。可见,在现代社会,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在逐渐相互渗透,三者之间的治理边界亦日益变得模糊,在此背景下,建立行政、市场、教育机构以及社会四元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的协同机制,打造四元机制互融互通、联动整合的社会组织培育大平台才是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机制创新的精髓。

 

五、反思与发展: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协同机制构建的路径选择

(一)以政府为主体的社区社会组织行政培育机制构建的策略取向 

社会组织需要在实践中成长,其各种能力的提升与培育更需要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习得。当前,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全面落实和保障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变的各项政策,需制定和完善以下三方面政策:

一是优化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完善政府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各方面政策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将社会组织置身于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在资金及实践上保障了社会组织提升自身能力的实施与实现。通过制定公开招标、项目发包、项目申请、委托管理等公共服务购买方面的细则、办法等,以契约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逐步建立以项目为导向的契约化管理模式

二是制定加大社会组织参政议政的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政策。社会组织的参政议政职能保障了其话语权。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来自社会各个领域的需求也逐步多元,应适当增加社会组织在党代会和人代会中的代表比例,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各项活动的开展争取权益;

三是制定合理、完善的社会组织税收管理和税收优惠政策。公益、志愿、非营利等是社会组织精神的核心,通过政策赋以社会组织税收优惠,可以适当减轻社会组织发展的资金负担。根据国家税法的相关规定以及人社部发[2009]175号《关于非营利性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精神,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应积极制定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的税收优惠等方面内容一是理清政府与支持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组织能力培育的边界。政府应将更多、更专业的培训交付专业的支持型机构,政府的培训可相对集中于社会组织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等方面的基础性培训。

(二)以企业为主体的社区社会组织市场培育机制构建的策略取向 

公益创投难以一蹴而就,在社会组织市场培育机制的构建中,需要做出以下策略选择:

一是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支持性政策,构建以企业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市场化培育的资源平台。政府出面积极搭建宣传推介等服务平台,为企业与公益组织更好地合作牵线搭桥,有计划地以论坛、洽谈、项目合作等形式,组织国内外大型基金会和企业领袖、学界与政府间的高层对话和互动合作,引进国外公益领域最先进的方法和最有效的实践,认真学习、借鉴并运用于支持公益创投和公益组织培育发展;

二是加快建立完善政府、企业和公益组织有效衔接、互助合作、互动共赢的公益创投机制,共同推动公益组织培育和发展;

三是健全和完善公益创投的相关支持性政策。运用政策引导、政策优惠、税收减免、专项奖励等政策手段,鼓励和支持更多的企业投身公益创投,让公益创投的投资者和公益组织的创业者享受更多更好的政策优惠和制度支持;

四是通过政策激励、表彰奖励和宣传推介等多种形式,激发更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发动更多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加入公益创投,共同打造规范、专业和可持续的公益组织培育发展平台。鼓励和支持企业与公益组织、社会企业对接,寻求从“公益”立场出发创造新的“商业创新”商机,将企业经营理念运用于“社会创新”实践。特别是要使企业走出单纯捐款捐物,从被动到主动、从短期到可持续、从目的模糊到目标明确,从“兼济天下”的粗放公益行为到专注某一擅长的公益领域,使更多的企业在一些不断推进公益创新带头企业引领下,在公益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以支持型机构为主体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机制构建的策略取向

随着公益市场的成熟发展,公益组织之间会逐步形成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公益产业链与生态链。支持性机构就是在公益生态链中居于中游的一类组织形态,它以给初创期、中小型社会组织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包括资金、专业技能、人员提升、组织管理咨询等方面的支持。以支持型机构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的构建可以采取以下策略选择:

一是各级政府需充分认识到目前我国支持型社会组织在社会组织培育中的地位与作用,制定优先发展“公益组织孵化器”等“公益中的公益”机构方面的政策,坚持把公益创投与构建支持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相结合,把支持公益创投和培育发展公益组织作为支持型社会组织的重要职能。尤其针对目前公益组织整体面临症结,支持型社会组织应充分发挥其在业界的“龙头”与“业务骨干”作用,注重发挥自身的服务、支持、引领和联系等功能,通过建立网站、搭建平台、重点扶持、项目合作等提供服务支持和专业支撑,让公益组织运用网站、依靠专业力量和龙头骨干组织等促进自我发展;

二是积极探索和推进支持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组织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方面的政策,对本领域的社会组织进行资质评估。特别是针对目前国内公益组织规模较小、人员较少、专业力量缺乏、信息渠道不畅通等特点,注重发挥支持型社会组织搭建平台、宣传推介、沟通联系、业务咨询、专业支持等优势和作用,切实提高支持型社会组织服务管理水平和公益组织自身发展能力,使支持型社会组织真正发展成为本领域的公益组织孵化器和助推器;

三是加强与政府、企业等多方联系。支持型机构开展社会组织培育活动需要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支持型机构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争取政府相关部门等体制内的政策支持、企业的管理经验及资金支持、高校专业人才的智力支持是其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四)以教育机构为主体的社区社会组织智力培育机制构建的策略取向

从上世纪末,高校、科研院所等教育机构就开始关注社会组织能力培育问题,并以清华NGO研究所为代表率先组织和实施了一些相关方面的培训活动,这些努力和尝试为教育机构在社会组织培育领域奠定了一些基础,也积累了很好的实践经验。近年,无论是实践界亦或是政界、学界几乎同时意识到教育机构在社会组织培育中的作为远远不止于短期培训,更有价值、更具深远意义的措施应是为社会组织培养专业人才。基于此,以教育机构为主体的社会组织智力培育的策略选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坚持政府扶持、社会协同的办学模式。政府的高度重视是社会教育培训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无论是清华大学MPA教育模式还是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的社会组织管理专业设置及专业人才培养,都离不开来自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各级政府尤其是民政、教育部门重视社会管理和建设,加大对社会组织相关的教育领域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是推动该领域工作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保障。此外,仅靠政府单方面力量难以促使社会组织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还必须通过各种鼓励以及优惠政策和措施,吸引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积极参与到教育机构社会组织相关专业建设中来,奠定坚实的学科或专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二是积极探索创新教学科研体系。教育机构尤其是高等院校要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科研体系。一是调整教学培养目标。教育机构在社会组织教育方面,除了定位于应用型技能人才外,还应培养高级管理人才;二是课程设置要科学。适当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和相关学科的基础课程,如增加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课程,夯实专业人才的基础素养;三是推进学术研究工作。尤其高等院校要加大社会组织的相关研究工作,利用实习、实训基地的最新成果,进行理论提升,形成研究报告,为政府、高校及科研机构提供必要的研究信息,进一步推动该专业发展,在此基础上,激发教师和研究人员从事学术研究的热情。

三是大力培育师资队伍。目前,国内社会组织及公民社会的专门人才力量还严重不足。首先,教育机构应加强与社会组织建立联系与合作,通过交流,一方面可以提高教育机构专门人才的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实践操作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组织管理人员的专业理论水平;第二,教育机构等高等院校应加强与兄弟院校的联系与合作,就专业发展、学科建设、办学机制等方面进行多方交流,提高我国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及公民社会专业的整体研究和实操水平。

四是多方拓宽就业渠道。当前,我国教育机构在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培养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其就业问题。相比较于政府部门的稳定性、权威性以及企业的营利性、高回报和高收益,公益性、非营利性等本质属性决定了社会组织对于人才的吸引力大打折扣。因此,社会组织及公民社会的专业人才就业状况并不乐观。要解决该专业方向学生的就业问题,可以尝试采取以下方式:首先,争取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出台相关政策,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如成立社区服务中心,扩大社区服务中心的编制数;此外,政府给以招吸纳该专业毕业生的社会组织适当奖励,以鼓励和吸引更多社会组织招收该专业学生;其次,逐步改变学生的就业观念,通过各种途径,让学生明确社会组织是我国未来的新兴工作领域,到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就业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和途径;再次,构建社会组织与在校生的双向交流平台,一方面为社会组织了解学生专业学习状况提供平台,帮助其科学设定就业岗位和理性招收毕业生。另一方面,通过该平台,学生通过实践、实习,对社会组织发展和管理状况有深入了解,为今后的就业奠定基础。

总之,不论从其他国家社会创新实践还是我国社会发展实际来看,在社会组织培育的系统里,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教育机构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政府提供支持性政策,搭建资源平台,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规范有序、健康发展;企业以可持续发展原则为社会组织提供管理理念与经验,借鉴“创投模式”,捐助公益事业,“授人以渔”的同时,通过为社会组织提供志愿服务,提升员工投身公益事业热情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支持性机构为社会组织培育提供专业的机构运营与技术支持;高校等教育机构为社会组织培育专业人才,从人才这一根本要素上提升社会组织治理水平与社会治理参与能力。政府、企业、支持型机构、教育机构四维主体在同一空间里,围绕社会组织培育的核心,各自体现和发挥自己独到的优势与作用的同时,随着主体之间的跨界与协同,界域之间的边界已日渐模糊,社会组织培育的未来也更令人期待。 

课题组成员简介:李长文,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副教授;赵淑英,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副教授;胡英姿,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讲师;田园,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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