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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组织的网络动员机制研究

——三类组织为例

刘秀秀等

摘要:自2011年中国慈善事业遭遇史上最大变局以来,互联网在公益慈善领域中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通过对雅安地震中三种类型组织的网络民族志分析,可以发现,官办慈善组织、民间慈善组织和草根慈善组织的网络动员机制分别表现为工具性动员、平台性动员和主体性动员。在这些差异之间,透视出的是制度设计与技术逻辑互动关系。传统的官办慈善体制与以自愿为核心的网络逻辑相互抵牾体制中释放出来的民间慈善组织与网络开放逻辑相得益彰;草根组织则在体制的限制希望自由展开慈善活动完全的自由却不能逃脱制度的藩篱。为此探索制度与技术的互惠共存就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官办慈善组织需要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更好地面对网络化时代;另一方面草根慈善组织需要探索制度化之路以实现整合。同时,践行“三步走”策略将有利于中国慈善事业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公益慈善组织;网络动员;制度设计;技术逻辑

 

一、 问题的提出

自2011年中国慈善事业遭遇史上最大变局以来,互联网在公益慈善组织中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回顾当年那场变局,一方面,“郭美美事件”令中国红十字会等官办慈善组织遭遇公信力危机;另一方面,以“免费午餐”为标志的民间公益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上演这场“爱恨交织”剧目的场域竟然是互联网,这是始料未及的——一个美女的网络炫富行为危及组织庞大的红会,一个媒体人的微博倡议撬动了公益政策的启动。

这让人不禁开始思考互联网对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意义。从互联网特质来看, 它具有的全景性和交互性与公益慈善密切相关。对于全景性来说,“围观”是网友的长期生存状态,当一个年纪轻轻的美女背着名包、开着豪车,却打着“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旗号时,每一个细节都被无数网友关注、搜索和挖掘,背后的种种人际脉络被反复核查,红会就在这场全景式围观中陷进了舆论的漩涡;对于交互性来说,网友们除了围观,还会转发、评论,将一条信息以光电信号反馈的速度传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此,造成了强大的声势,“免费午餐”的小额参与得以成功靠的就是这种无与伦比的交互式传播。同时,对于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来说,多年来官办慈善占主导地位的慈善格局,使得这个行业透明性不高、第三方监督性不强。而上述互联网的特质让这些弊端暴露无遗,并且,将多年来积压的体制问题推至前台,那么,这场变局肇始于互联网就不足为奇了。

这场“爱恨交织”的变局提醒我们,互联网对于公益慈善事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从2011至2015年的发展也能看出这一特点,互联网在公益慈善事业中起到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其表现形式丰富,其导致结果复杂,因此,探索公益慈善事业在网络化时代的变迁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课题。

鉴于公益慈善组织运用的网络手段形式多样,本文主要以网络动员机制为核心来探讨这一话题,网络动员,即由意见领袖或普通网民发起的,为实现特定目的,通过各种动员方式和策略,促使网民形成或改变一定的价值观念、态度与期望,从而产生持续性的参与行为或其他预期行为的过程。并且,为呈现不同组织之间的差异,本文选取雅安地震这一场域,将分析落至实处。20134208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社会各界纷纷参与到救援活动中去,灾后募捐方面,动员主体主要有三个: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代表的官办组织,以壹基金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和以淘宝店R铺为代表的草根组织。其中,“前两者是有合乎法律的身份的,而草根组织经常没有合乎法律的身份”。时过两年多,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三种类型的组织在网络动员方面的种种差异,亦能对三者的优势劣势做一个较为公允的比较。

本文采用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三者的动员机制展开分析,网络民族志是以网络环境作为主要的研究背景和环境,利用互联网的表达平台和互动工具来收集资料,以探究和阐释互联网及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方法。红十字会与壹基金的资料主要源于网络搜集与整理,R铺的资料来自笔者在网络上进行的重点访谈。

 

二、 工具、平台与主体:三种类型的网络动员机制

根据资源动员将社会运动围绕资源动员而形成的体系想象成一个社会运动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总是存在着多个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就像经济活动一样,按社会运动组织、社会运动业类、社会运动部门的顺序,排列成一个有序的体系。社会运动组织自不必说,社会运动业类是指以实现某种社会变革偏好为目标的所有社会运动组织的集合,社会运动部门是相对于非社会运动部门来说的。资源动员论还进一步认为,由于同一社会运动业类所面对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不同的组织之间存在竞争。受这一理论的启发,雅安地震灾后的官办组织、民间组织和草根组织即可看作是不同的社会运动组织,他们共同构成一个慈善业类,来争夺他们面对的有限慈善资源,这便是他们角力的重心。三种组织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互联网平台,对待网络的态度有所不同,运作模式有所差异,动员效果及其社会认同状况也不尽相同下面即具体分析之。

(一) 官办慈善组织:互联网作为工具

2011年7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开通了新浪微博,应时而动之外,与“郭美美事件”应不无关系。首条微博内容介绍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起源,回复的几千条评论中,有表示欢迎的,也有更多要求“还钱”和“说清郭美美”的,可见,红会的互联网之旅就是从社会公信力危机的起点上开始的,毁誉参半,甚至前者居多,是红会最初面临的网络生态。

2013年4月,雅安地震发生,成为检验红会舆论情况的又一战场。综合红会在雅安地震灾后的网络动员行为,可以大致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发布救灾信息。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上,是红会对社会各界发布救灾信息主要互联网渠道。雅安地震发生25分钟后,红会转发了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地震消息,几小时后,就发布了救灾的部署安排: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动员组织全国红十字系统和国际红十字人道救援力量开展雅安地震救援救护工作,研究决定赵白鸽常务副会长担任总指挥,统筹协调救灾工作;郭长江副会长在灾区现场担任前方副总指挥,王海京副会长任后方副总指挥。中国红十字会执委会会议强调,要科学有序救灾。(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新浪微博,2013年4月20日)

陆续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官微发布了总会的工作安排、救灾物资调配、涉外救灾事务、各省红会的救灾捐赠情况等相关信息。这些信息的发布增加了救灾流程的公开透明性,且更加及时、高效,与以往的电视、报纸传播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收到一些成效,但在负面舆论生态的影响下,红会的信息公开伊始就收到了几万个“滚”字,谩骂侮辱性字眼亦是不绝于耳。在这样的情况下,红会依旧保持节奏,在灾后救援期间源源不断发布自己的声音。

第二, 公开账目信息。账目问题是在捐赠环节中最为敏感,与网民的神经紧紧连在一起,“还钱”的说法就来源于对红会账目的不信任。为此,红会在雅安地震期间在这一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一方面,2011731日,红会的捐款信息发布平台上线,雅安地震的捐款信息可以在红会的官网上查询;另一方面,新浪微博上连续公布了红会的收支信息,比如:

截至2013年5月4日17:00,中国红十字会系统接受社会捐赠款物75779.22万元,其中,总会接受捐赠款物15453.46万元,社会捐赠款物累计支出24645.22万元。感谢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企事业单位对灾区的支持和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我们一定会在社会的监督下用好每一分善款。(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新浪微博,2013年5月4日)

由于捐赠数额较大、组织庞大等原因,红会在短期内无法像小型民间组织那样,将账目信息公开至买了多少帐篷、多少奶粉。但对于账目问题的重视以及公开的诚意,还是在一步步向前迈进的。一些网民给予了关注与期待,还有一部分网民仍旧质疑重重,有网友说:“你收了多少不是我们想看的重点,我们要看的是,你怎么花的,要明细,要品牌,要价格~~请问你敢公布吗?只有这样,相信你的评论里面才不会有那么多“滚”!!!!”甚至官微用iPhone手机发布都会成为他们指责的对象,有网友问:“请问你的iPhone手机是怎么买的你一个月多钱能买得起iPhone是不是利用大家捐的钱买的!” 这些苛责反映了红会的公信力危机,也能透视出一些社会矛盾。

第三,回应质疑问题。从雅安地震开始起,对于红会的质疑就从未断绝,红会人员买1万药开5万票”“向台湾红十字会收取500万买路钱”“工作人员戴名表”“壹基金收善款要上缴等20多种涉及红会的传闻。多数都予以澄清,且总会也发微博声讨造谣者:

在网上造谣是要承担后果的。任何人都要对自己的网上言行负责,不可以在互联网上无法无天。网络空间必须受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约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新浪微博,2013年5月31日)

    此外,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也起到了监督作用,虽然是内部监督机制,仍然为红会的公信力重建贡献了力量: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感谢点子正辟谣。一、雅安多雨,如果是十天的货物,早应该全湿。二、货车还在,应该是刚卸完货。目测约为两车的量,若是顺丰十多天的货物,应该堆积如山。三、社监委仍将责成当地红会认真调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切不可辜负大家的爱心。感谢大家监督!(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新浪微博,2013年5月2日)

第四,宣传志愿精神。除了正式的消息发布之外,一些感性的网络动员方式也进入红会的微博,通过描述红会工作者、志愿者的辛勤工作,调动网友的情绪,激发他们的同情心,表达人道主义情怀。

雅安温度一天比一天高,今天已经突破30度。中国红十字会紧急供水救援队(湖南)接到了新增加的16吨用水量,队员们不敢怠慢,中午头顶烈日,都坚守在制水现场。送水组邓哥给老乡抬水时闪了腰,回来贴了膏药又出发了。在震后一个月这一特殊的日子里,队员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履行着红十字志愿者的职责。(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新浪微博,2013年5月20日)

 

第五,讲述灾区故事。感性的故事也是多维的,从不同的角度发出的声音有所不同。救助对象是灾后重建重要的一端,从他们的角度讲述出来的故事也有较强的感染力。

雅安市石棉县共和村的这个小宝宝只有一个半月大,是芦山地震后第六天出生的。爸爸妈妈给宝宝取名纪纪,以纪念这个地震后降生的小生命带来的希望。妈妈说地震前,家里种桑养蚕为生,现在房子倒了,生计也没了,但纪纪的出生让全家又觉得有了奔头,现在不仅要重建家园,生计也要重新建起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新浪微博,2013年6月7日)

综上,红会在雅安灾后的网络动员可以分为理性和感性两个方向,前者迎着网络上一路高涨的声讨持续冷静发声,后者试图通过慈善的柔情唤起人们的共鸣。 从雅安地震发生至今,已经两年多过去。从红会的官网和官微可以看出,最近的更新时间是2014年中旬左右,也就是说,雅安重建的网络发声口已经一年有余没有消息了。红会在雅安有254个灾后恢复重建项目,他们对其中部分进行了披露,但在网络上缺少跟踪和总结报道。互联网确实是瞬息万变的场域,长久的内容并不多见,随着人们的注意力被其他事务转移,红会也停止了关于雅安的网络发声。

可以看出,红会是将互联网当作工具使用的。互联网与其他传播形式一样,只是科技发展提供的一条新路径,能够更快、更及时、更具互动性,但于红会而言,并无颠覆性,甚至由于公信力危机的影响具有使用的被迫性。比较来说,高频率使用官方各种媒体才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更为鲜明的特色。 

(二) 民间慈善组织:互联网作为平台

雅安地震发生后,壹基金也是在20几分钟后开始行动,不到两小时即公布了网上捐款的渠道官网几个官方微博(壹基金、壹基金救援联盟、壹基金官方公益店和壹基金救灾)是壹基金进行网络动员的主要方式。与中国红十字会类似发布救灾信息、公开账目信息和讲述灾区故事也是壹基金网络动员的重要内容,此外还有以下几点值得强调:

    一,救灾的专业性。壹基金从成立开始就强调慈善的专业性,即慈善并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就可以进行的事业,它需要专业精神与奉献精神的相互结合。在长期的救灾实践中,通过“提前备灾,联合行动快速救援”,壹基金建立起了高效的灾害应急响应机制:

并且2013421凌晨4壹基金出具了“雅安救灾应急预案”:

第一阶段紧急搜救,主要挽救生命、抢救物资;二是自灾害发生起4-8周以内的灾后安置,保障灾民基本生活需求;三是自灾害发生起至1-2年内的灾后重建期,为灾后儿童提供心理康复设施和服务。(壹基金新浪微博,2013421

后续的救灾过程中,壹基金基本上是按照这个程序进行但在时间表上有所微调。地震发生一天后即公布应急预案,信息公开及时有效,能够让网民心中有谱。同时,救灾的细节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壹基金对于专业性的强调,如地震地质学者专家一起评估项目可行性,综合考虑地质和社区规划,等等

    第二,民间组织的统筹者。在救灾过程中,我们常常看到组织众多,志愿者众多,不知如何行动的情况,壹基金主动牵头,将各个分散的组织统筹起来,联合行动提高了救援效率,主要表现为建立了“救援联盟”与“联合救灾”两大平台。其中,壹基金救援联盟由300民间志愿救援队组成,成员近8000分布在全国30省、自治区。在雅安地震灾后救援中,救援联盟协调四川、河北北京河南浙江深圳珠海内蒙山西青海海南湖南广西新疆14省市的地震灾害救援、高海拔搜救、应急通信、后勤保障越野运输等民间专业救援队伍250与人合并成为壹基金救援队在灾区进行地震搜救和城市救援行动。“联合救灾由壹基金联合关注灾害的民间组织发起成立的紧密型行业发展支持平台,全国的网络伙伴达到200余家。他们中的57社会公益组织和708志愿者运输物资125车次超过1000救灾物资运抵灾区,使20重灾乡镇的121各村的132139受益。

    第三,与网络逻辑的贴合性。捐款渠道方面壹基金公布的8种捐款方式6是依托网络平台进行的:腾讯乐捐平台,支付宝E公益平台,天猫官方公益店,新浪微公益平台,易宝公益圈,银联易办事手机捐款。而且,壹基金还在微博中拍摄了多集救灾报道,用“看得见”的方式网民传递信息、解答疑惑前两个救灾阶段中每天进行的长微博汇报也令人印象深刻,每天播报救援活动,每天公布账目信息,网络活跃程度很高。这些形式与网络逻辑紧密贴合,利用了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和宣传特征,壹基金的理念和工作更好的传播出去。

    第四,善款使用的透明性。壹基金除了在几个官方微博上公布信息外,还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4.20芦山地震——壹家人赈灾一周年报告》和《芦山地震两周年报告》,这两个报告救灾阶段为线索,将一年中所有的慈善活动进行总结、汇报。其中,“捐款和善款使用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其中列出捐款收入和支出的情况表,并将救灾资金的五年使用规划公布出来,接受网民的检验。而且三次公布了第三方审计报告,将审计结果呈现出来。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相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来说,壹基金的网络动员更为专业和成熟。他们将互联网当作一个重要的平台,取得捐款人信任、争取网民认同的重要场域壹基金将互联网传播当作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只要有内容需要更新,他们会及时上传,直至最近仍旧有关于雅安灾后重建的新消息发布,灾后重建阶段到2017为止,抗震减灾示范社区、抗震减灾示范校园、壹乐园和龙门山地震带灾害管理中心这四个项目仍在持续进行中,网民能够看得到。

    这并不表明壹基金的网络动员是一帆风顺的,针对壹基金的质疑也不时出现,其中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问题,网友们经常提出的问题。一周年报告中,壹基金重申了其成长经历:2007,李连杰先生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合作设立“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到了2010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在深圳市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正式注册成立,拥有独立从事公募活动的法律资格。也就是说,2010以后,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会没有隶属或者合作关系,但网民对于两者曾经的关系有所怀疑、心有芥蒂表明慈善问题的网络生态比较脆弱,网民的敏感暴戾动员主体的小心翼翼遥相呼应。

(一) 草根慈善组织:互联网作为主体

上述两个“名气大募捐主体相比,草根组织R只是一个小角色,但它的意义不容忽视。淘宝店R铺于创始人是网络名人T,2013323开张,属于彻头彻尾的草根组织,不具有募捐资格,所谓募捐以买卖形式进行,灰色空间中生存。R铺开张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雅安地震,其参与起因如其发起人所说:

420日早雅安地震,中午接到L(另一网络大V——作者注)电话,得知他将与壹基金等专业救援团队一起驰援灾区,我想都没想就承诺了担负起在后方为L团队募捐的任务。

从组织架构上看,除了R的创始人T之还有两位“小秘书,属于专业职员,称为运营团队,领取工资(工资不从捐款中提取,采取另筹的方式),负责日常经营活动。雅安地震期间,他们一个负责主营业务(一项关于“送饭”的人道主义救助,本文不做涉及),一个专门负责雅安募款,分工明确。此外,所有人员都是网友,临时参与R铺的行动。雅安地震后不到6小时,R铺启动了赈灾救援项目,在接下来的短短6小时里,筹到了近50万元的用于灾后救援物资的善款,交由前方的L团队进行灾后救援。并且,为救助灾后伤残儿童,继续发起了目标为300万元的募捐活动,得到明星、其他淘宝店和普通网民的大力支持,虽然最后由于一些原因,没有完成既定目标,但从引起的反响来看,已经展开了相当丰富的网络图景。这个网上集结的草根组织之所以产生如此强大的动员力量,以下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运动创业家建立的“集体行动框架”汇聚了网民认同。R铺的创始人T在R铺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并不负责决策,而是作为理念的核心输出者,以“站台”的戏谑说法为R铺的运营做网络宣传。根据社会运动理论,就是运动创业家建立“集体行动框架”,动员参与者加入R铺行动。R铺创始人进行框架化的过程大多通过微博形式呈现,他一个基本的态度是:慈善只能是民间的,不应该官办。他在博客中是这样说的:

问题并不是官方能不能把慈善搞好,而是,它有没有资格搞慈善。从康德关于行善的定义我们可以明确推知:政府无权搞慈善。所以红十字会不是慈善机构,而是玷污慈善的机构。不仅红十字会,所有官方认定的所谓慈善机构,都不具备善的能力和意义。它们都是慈善的敌人。官办慈善无非就是持枪行乞。一手持枪一手端碗,讨不到立马改抢。……我伸手向甲乙丙丁要钱去帮助ABCD,公权力干涉的理由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买包买玛莎拉蒂罢了。最近几年红会实在是募不到钱,前阵子官方竟然在酝酿“慈善税”,舆情一片哗然,只好作罢。前天又嚷嚷要彻查郭美美,由此可以推断两条:一、郭美美确实是个打酱油的;二、关键人物脚洗干净,裤腿儿已经放下了。

这种尖锐的态度本身构筑起强烈的抗拒性认同,得到一大群“倒官办”网民的支持。它顺应了网络上盛行的仇官之风,是结合网络文化进行的比较成功的框架化过程。 

另一方面,与互联网紧密贴合的制度设计,是R铺动员网民从“共识”到“行动”的关键。R的制度设计受到了网友们的追捧,几乎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互联网试验。除了上述个固定成员外,R铺还有一个短期固定的九人委员会,他们从R铺的捐款人中随机抽取出来,共同决定善款的使用和监管,并具有最高权力,创始人和小秘书都听命于它。此次雅安募捐中,前期由送饭党的宝格丽委员会执行,后期则选出了雅安专项委员会,其过程是这样的:

420地震时,R铺共筹集雅安救灾(一期)款项488983元,支出348874.1元;灾后儿童救援(二期)款项419842元,目前无支出。……雅安专用善款前期由宝格丽委员会监管。2013726日,宝格丽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将雅安善款余额部分559950.9元,交由L先生处理。同日,L先生委托R铺在雅安善款捐款人中抽出九名委员,组成“雅安专项委员会”,由委员会代表全体雅安捐款人行使权利。

具体来说,委员会委托第三方公益团队负责赈灾物资的采购和运输工作,委托两位网友前往赈灾一线监督物资发放情况,委托一位专业做财务的网友担任财务审计工作。在具体流程上,运营团队公布了物资采购流程和物资发放与审计的流程,每一步都经过委员会授权,并由第三方进行采购和监督。

从募款形式来看,R铺的灾后救援主要采取小额捐款的形式,挂出的宝贝有:担架与雨衣专款、雅安帐篷专款、雅安孩子救助专款,标价都是每件1元。灾后儿童救助的募款形式则更加多样,除了标价1元的雅安灾后伤残儿童救助小额参与处外,还有抽签、义拍等多种形式,见下表。最高价的是,张靓颖捐赠的对她来说最有意义的随身听组合,拍了100200元。可以看出,每个义拍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或者说一个意义,网民们通过参加拍卖,实现了双重意义——对义拍故事的肯定和对雅安伤残儿童的支持。4月底,R铺通过网盘公布了“灾后救援”这一部分善款的交易明细和支出明细以及“灾后儿童救助”的交易明细,在账目上做到了“一分不差”。

表1 灾后儿童救助专款宝贝序列表(部分)

序号

名称

25

【抽签计划】1/599机会获得-《胡赳赳亲笔签名书理想不死》

76

【雅安抽签】1元即有1/4999机会获得-克里斯特尔斯亲笔签名明信片

87

【雅安抽签】1元即有4999元机会获得-张靓颖签名CD

90

【雅安义拍】甜旅农特产粉丝支持7200丑柑义卖团

93

【祈福义拍】黄奎ART捐赠,布面油画作品《昂山》

98

【祈福义拍】雅安姑娘捐赠,GUCCI 女包

99

【祈福义拍】张靓颖捐赠,对她来说最有意义的随身听组合

 

从中可以看出,R铺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了精心设计,也正是因为这些专业流程,才吸引了网民的广泛参与。并且,相关制度设计处处与互联网紧密贴合,如志愿者招募自网上,委员会决议于线上,所有账目依托淘宝网和支付宝,等等,除现场对账、现场监督网友必须在场外,一切能够线上直播的都直播了。这种完全透明的赈灾募捐过程是前所未有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流程设计其实处处与官办慈善形成对比,“民间黑户”“做给你看”的意思昭然若揭——什么是官办慈善做不到的,我们都能做到。种种细节成就了这场无声的对比之战。

然而,由于没有募捐资格,R铺于20131024被淘宝网关停,网络搜索不再存在,它成为消失在网络空间中的一个记忆。因此,R铺的这场动员中,互联网是以主体形式出现的,可以说,没有互联网,没有R短暂的成功,R的记忆是网络化时代的一个独有产物

一、 制度与技术:动员机制背后的逻辑

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组织的网络动员机制差异很大的,面对同样一个网络化时代,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动员机制呢?这无疑与三种组织背后的制度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分析制度安排与技术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是解读机制差异的密钥。

(一) 官办体制VS自愿逻辑

作为一个官办慈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庞大的组织,组织架构情况如下图所示。并且,创立以来,中国红十字就一直以官办的形式出现,其各级领导都是体制内重要成员,红会本身也是一个参单位,但是,如杨团所说,中国红十字会“并没有政府机构那样的行政决定权,却从思想到制度统统向政府机关看齐,端着行政机构的架子,处处以行政机构自居,在业务工作中不顾业务生态链的天然联系,将业务功能按照行政部门分割管理,处理会内业务均需发放和传递行政文件,决策与监督均缺乏社团的民主机制。红会从业人员分为公务员编制、事业编制和聘任制。……加上观念陈旧,官僚习气严重,工作热情不高,原本就存在脱离基层、脱离社会、内部封闭的消极倾向,在2011年网络事件后更趋于严重”, 这些都表明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官办特征,行政化的制度安排比比皆是。

慈善活动中中国红十字会等官办慈善组织一般采用的是“组织动员”和“行政化参与”,通过行政命令下达,层层传递方式进行募捐,捐赠者按照行政级别被扣除工资,“自动”达成捐款。龙永红在调研中,呈现了组织化动员的一套过程:2010 年的慈善一日捐中,在总共286 家捐赠单位中,有187 家是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其组织动员的基本模式为,以区县慈善总会座谈会形式进行部署安排,规定了公务员、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工业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各自的劝募标准;明确各牵头单位分块包干分散落实劝募任务,并明确相关行政部门负责,如国税部门、经贸部门牵头,邀请企业单位参与,有省市主要领导出席一日捐启动仪式

并讲话。在如此这般的过程中,官办慈善组织聚集了大量的捐赠资源,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在雅安地震中,中国红十字会遭遇的网络动员困境其实就是官办慈善的体制问题与互联网的自愿逻辑发生了冲突。在红会的体制惯性下,相对自由的互联网表达方式只能作为工具补充,还不能进入行政体制中发挥作用;要求自愿捐赠的互联网呼声也进入不了体制内的动员体系。这两个方面表现在网络空间内,必然产生种种抵牾。同时无论是体制问题还是技术逻辑问题,存在较强的惯性,不能在一次修复中回到当初。

比如《人民日报》用尽心竭力来形容红会的自我救赎式行动,并且,连它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像红十字会一样掌控着如此多的资源,有着如此完善、深入的组织形态,它的十几支救援队的队员在尽力为灾区作贡献20135月,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甚至要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帮助红会恢复名誉。但是,信任重建很难通过一次救灾或者一次彻查来实现,就像有网友说的,信任就像一张弄皱的纸,即便抚平,再也不会变成原来的样子——希望红会会懂。事实上,庞大的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在官方体制下也很难骤然转身,需要时日进行深刻的制度改革。

(一) 体制松绑VS开放逻辑

壹基金的成长经历表明,它是民间慈善组织走向壮大的标志。2007壹基金创立伊始,需要挂在中国红十字会之下,叫做“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原因在于,199810月,国务院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在制度上明确了对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管理制度被概括为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 社会组织首先要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民政部门是唯一的管理登记机关),同时还需要找到挂靠的业务主管单位业务主管单位负责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乃至日常管理,而所谓“日常管理”细致到社团的方方面面:包括党组织建设、工作调动、工资调整、财务工作、外事活动等等。因此,2007的壹基金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之下,制度安排的结果。

    但由于不具备独立的公募资格,导致其运行体制不顺畅,曾一度面临终止。而随着松绑慈善组织的呼声愈来愈响,终于,2010123日,经先行者——深圳市民政局批准,公募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完成注册。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壹基金的体制困境才得以解决。2011111日,深圳壹基金对外宣布成立,成为首个完全由民间人士发起的公募基金会。直到2013年1月16日,壹基金理事会认为转型基本完成。可见,壹基金在制度规定下历经曲折才走向独立发展之路,其中艰难可想而知。

对于走出体制的壹基金来说,秉持专业精神,动员社会力量,来进行慈善活动成为他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他们的理念是“尽我所能,人人公益”,强调公众参与性,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实现真正的社会化动员,壹基金走向成功必由之路因此,无论是个人捐赠者还是企业捐赠者,无论是个人志愿者还是其他民间慈善组织,壹基金都力图将他们汇聚在一起,共同助力现代慈善的发展。

这样的势头下,互联网的开放逻辑与壹基金的体制松绑、社会化动员一拍即合,在雅安地震中大放异彩。互联网的开放逻辑,就是指互联网技术对于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低门槛的准入机制,网民鼠标一点就能进入,只要在舆论场上获得认同,就能够得到大把的转发与支持。

壹基金的捐赠数据也能证明这一点,从420地震发生至4月2224短短三天内就有超过61人次的公众和企业,通过网络平台向壹基金联合救灾芦山地震救援行动捐款,其中腾讯乐捐平台支付宝E公益平台、壹基金天猫公益店新浪微公益平台的捐款总额超过4600通过银行账户捐赠的定向善款达4423.52万元可见,网络平台的收益已超过银行转账,互联网技术为壹基金的社会化动员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体制限制VS自由逻辑

壹基金在成长过程中尚且可以利用创始人的声誉、雄厚的实力不断争取公募资格,而像R这样草根组织很难获得体制允许的资格,因此他们一般选择工商注册或者干脆不注册。

尽管对于公益慈善类组织的限制开始松动,2011年下半年,民政部门打破双重管理体制,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开始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推动这三类组织的直接登记。但是,直接登记的施行与铺开还需要一个过程。在20134月时R铺等多数草根组织仍然没有获得资格。

同时,官办慈善组织与民间慈善组织的鸿沟也影响草根组织的态度,他们仇视官办的态度使得他们固步自封,不能积极地加入登记。其实在雅安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民政部发出《民政部关于四川芦山7.0级强烈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公告》,提出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虽然也有一部分草根组织由此积极争取合法身份,还有一部分草根组织跟随壹基金的联盟展开救援,但R“倒官办”的立场决定了他们不能就此接受体制的召唤,因为这会违背他们的理念,丧失网友认同合法性。

因此R铺在这场慈善活动中,能够利用的就只有互联网资源,互联网就是R的全部。可以说没有互联网,没有R。而在这场完全依托网络的慈善动员中,也唯有将“自由捐赠”精神发挥到极致,才能获得网民支持。

但问题是,自由有限度的,这场基于互联网的慈善运动终究没有逃脱制度的惩罚。R在20131024被淘宝网扣分关停。淘宝网作为一个购物网站阿里巴巴集团创立。它需要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而不像在互联网上成立的R铺一样,可以打擦边球,在灰色地带中生存。淘宝网作为平台的运营者,负有对平台监管的责任,制定了淘宝规则,根据这个规则,R铺被封店的经历可适用于第四十二条:会员因一般违规行为,每扣12分即被给予店铺屏蔽、限制发布商品及公示警告7天的节点处理。在第七十三条中,淘宝规则对公益项目做出了如下规定:

第七十三条 公益类目,是供符合特定条件的淘宝网卖家发布该类目所属商品的网络交易平台。

卖家若为以下任一性质的公益机构,即可加入公益类目: 

(一) 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的非营利性基金会、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且其业务范围属于社会公益类; 

(二) 境外成立的公益机构在国内的分支机构或办事处。

卖家若发生以下任一情形,即被公益类目清退: 

(三) 被政府管理部门取缔资质或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被处罚; 

(四) 严重违规行为扣分累计达12分; 

(五) 经举报、投诉或淘宝网排查核实发现资质造假的。

R铺是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的草根组织,按照规则是不能加入公益类目的。由于C2C模式的采用,R铺常常出售的是普通商品,虽然雅安募款中有直接的雨衣、帐篷捐款,但其他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使R铺并不完全适用于规则条款,处处打擦边球。所以,由于缺乏淘宝网这方面的材料支持,笔者只能跟R铺小秘书一样,根据淘宝规则对扣分原因进行猜测,最终是否根据上述公益类目的条款导致封店也不得而知。R铺在被陆续扣掉16分后,1024日,直接被扣掉32分(没有给出具体原因),共计48分。按照第四十一条第四项会员严重违规扣分(除出售假冒商品外)累计达48分的,给予查封账户的处理,从此,R铺被永久封店。其创始人一直强调的关于慈善的商业原则最终未能实现——淘宝网还是根据商业规则封掉了R铺。可见体制限制与自由逻辑发生了冲突,互联网亦不能突破制度随意活动,近年来强调的“网络社会治理”表明了这一点。

综合来说,三种慈善组织在网络动员机制上的差异,都表现出制度安排与技术逻辑之间互动关系,传统体制的种种弊端在互联网逻辑中遭遇了困境,过度的互联网逻辑也会在制度的藩篱中碰壁。因此调试制度安排与互联网逻辑之间的关系,找到二者的最佳结合点,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一、 对策建议

基于对三种公益慈善组织的网络民族志分析雅安地震中,官办慈善组织民间慈善组织和草根慈善组织的网络动员机制分别是工具性动员、平台性动员和主体性动员,背后展现的是制度设计与技术逻辑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为了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从制度与技术的关系调适角度,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形成公益慈善事业的良性格局。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和本文的调研结果来看,未来几年里,官办慈善组织民间慈善组织长期共存。刚所言,相信在未来几年里,将出现官办慈善和民间公益齐头并进的局面,官办慈善将逐渐公共化,并受到更多的社会公众监督。而民间公益也更多地浮出水面,洗脚上岸,能够和政府、企业进行多方面合作。随之也会要求行业自律以及行业更加民主化的自我管理。这是否是社会治理领域民主化的先声,我们还有待进一步边走边看”如此,探索官民慈善组织良性格局,纠正现存的“抵制”趋势,有利于中国慈善事业的秩序与进步。

官民慈善组织的关系来说,历史上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笔者二者关系为主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官办慈善垄断与民间慈善消失阶段(1949—20世纪80年代末)、官办慈善主导与民间慈善萌芽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2011年)、官办慈善危机与民间(网络)慈善壮大阶段(2011年至今)。其中体现了官民慈善发展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之所以将2011作为重要节点,关键在于网络化时代的影响。那一年,“郭美美事件”发生带来官办慈善危机,著名项目“免费午餐”大热,推动公共政策出台,带来民间慈善壮大互联网一跃成为触发慈善事业转型的重大因素,同时也将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的历史纠葛集中爆发出来。

目前,官民慈善的关系,以民间慈善中的草根慈善组织对于官办慈善抵制为主要表现形式。在本文的案例中,中国红十字会也曾R前方团队不期而遇,副会长赵白鸽海不计前嫌,帮助后者顺利进入震中灾区。并表示,微博意见领袖对红会的偏见源于沟通太少,十分愿意与之进行沟通而且,虽然网友对于壹基金和红会的关系有颇多微词,李连杰连发两条微博声援红会,红会的官方微博也转发并表示了感谢。可见二者关系并未走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主要是草根慈善组织的怨气未消。R铺及其支持者对于官办慈善的抵抗既网络舆论方向的体现,是一种引导舆论、利用怨愤的体现。因此,达成官民慈善组织的良性格局主要焦点在于引导草根慈善组织,又不局限于草根组织,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平息网络暴戾,激发社会正能量。

    第二,官办慈善组织网络化时代既要适应技术逻辑要进行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官办慈善组织在互联网上遭遇的困境不能靠逃避来解决,这场全景式的围观中,没有人能够逃脱。中国红十字会就深知这一点,所以才顶着网络上的“硝烟”辟谣、公布信息——被动应对互联网也比逃避互联网要好得多。因此,适应技术逻辑,将公开透明进行到底,官办慈善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现阶段,互联网作为草根群体的重要发声平台,中国社会缺乏足够的上下链接机制有关。仇官仇富的舆论遍及网络,官办慈善只是中枪者之。其实,网络漂浮的表象意识被哪个群体抓住,就可能会因势利导地被哪个群体利用。碎片化的、众声喧哗的、莫衷一是的,在看似混乱的社会表象市场中,决策机构也应该适时出手,对其做出回应和引导。如果运用得力,那么,机遇就潜藏其中。如刘少杰所说:网络化时代的社会表象,并非仅是基层社会成员自发形成并在其引导下形成社会运动或群体事件的观念共识,它也可以被政府用来整合碎片化的社会生活和个体化的价值观念,进而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引领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信念,从价值理想和道德原则等更深刻的层面上弥合在新形势下发生的价值分裂。

并且,互联网技术本身有一个发展规律。加拿大学者莫斯可强调,当一项技术处于迷思阶段的时候,人们往往欢呼雀跃或者恐惧敌视,而当这项技术褪去光环,它本来的面目呈现出来,成为如同其他物品一样的寻常之物时,它的社会影响才到达顶峰。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互联网的过度狂热或者过度仇视都是互联网处于迷思阶段的表现,互联网如同电报、电话一般寻常时才能够稳定发挥作用。而这个时候,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将回到它的本原意义中去。官办慈善就可以平和地使用这一工具,自己充分代言。

但是,仅仅靠近互联网还是不够的,原因在于,如果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跟不上,必然无法面对网络化时代的拷问。这从近年来红会不够成功的网络建设就能看出端倪。庞大的科层体系行政化的办事风格、从业人员的体制内身份,等等方面都是官办慈善转身笨拙的重要原因。杨团所说的“以权制权”是官办慈善改革的重要思路。指出,红会等官办慈善“只要拥有了能够被社会权力所制衡的公共权力,才能真正拥有来自公众的社会公信力”以这种思路进行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才能解决官办的唯

一权威性,才能更好地面对网络化时代分散化的权力格局。

第三草根慈善组织需要进行制度化建设。这种制度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草根慈善外部环境的制度化,即在制度安排上将草根慈善活动纳入正式轨道,给它正当身份,规范其发展;另一个是草根慈善组织内部的制度化,即探索草根慈善行业的规范化,不只是发不发展,更专注其怎样科学合理发展。

事实上,决策机构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对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进行了阐述: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从中可以看出,对社会组织的逐步放开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并明确了直接登记时代的到来。《决定》还具体提出,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更深一层地,《决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这些信号的释放对于慈善事业发展有重大意义。

从这些重要举措中可以看出,官方开始调整对待社会组织的态度,赋予社会活力,支持社会建设,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不得不说,这与千万个R铺在网络空间的行动密切相关,虽然它们有各种不规范动作,但慈善的本意不容忽视,其试图扩展民间慈善发展空间的意义更加深远。

沿着这一思路,推进草根慈善外部环境的制度化应该提上日程。在政府对民间慈善组织松绑的同时,网络慈善也开始获得一些合法身份,淘宝网对公益类目的规定就是其表现。未来,进一步加快草根慈善的制度化脚步是正确的方向,在信息时代充分利用淘宝网、新浪公司等网络平台也非常重要。尤其重要的是,互联网的技术逻辑不仅可以草根慈善组织用来规避体制约束应该用来慈善精神发扬光大。

关于草根慈善内部的制度建设,本文的个案R铺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比如委员会制度、商业运作原则、捐赠流程设计,等等。这些制度具有较强的创新性、灵活性,对比官办慈善的巨大笨拙,获得了众多网民的欢迎和支持。然而,还应该看到,这些制度设计也具有不完善的一面,委员会制度受到的攻击最多,表面上看它是随机抽取而来的,能够最大程度地代表捐款人的意志,而事实上,九位不明背景的委员能否担此重任是个问题。参照美国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员看似随机选取,但最终要经过很严格的筛选,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他们的独立性,最大可能的代表人民。对比来讲,R铺的委员会制度显得薄弱得多,笔者在访谈中着重询问了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一位资深粉丝认为:关键的职位用抽签来决定略显儿戏,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样本意义,T是在做行为艺术,大家何尝不是也抱着参与艺术的态度?而经过多次无应答采访到的一位委员会成员告诉笔者:其实委员会表决稀松平常。所以,这些制度设计仍然有待商榷,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细致探索。

    第四,“三步走”作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除了进行这些条块的调整和努力外,树立更长远的目标来设计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是必要的。笔者将从当下起的中国式慈善分为三步走:第一步,草根慈善组织向官方争取制度化发展空间,整合民间慈善组织队伍;第二步,在制度化的基础上,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的界线不再泾渭分明,制度设计与技术逻辑有效结合,他们都将利用网络平台,实现优势互补,展开良性互动,在实践中磨合,在合作中学习;第三步,慈善回归民间,官方充当监督者之一,以民间组织为主体,以专业制度设计为依托,全面推进中国式慈善走向新的明天。经过这三步走,慈善事业将以自主、自愿、自强的新面貌出现。如郑功成所说,自愿捐献是慈善事业能够真正成为一项长远事业而不是一种运动的前提和基石。也就是说当慈善不再是一种运动,其所有的抵抗性自然消失,必将回归到它彰显人性光辉的本意中去。如此,就是网络化时代对于慈善事业的最大贡献。

 

(课题组成员简介:刘秀秀,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助理研究员、编辑;陶宇,长春工业大学副教授;刘威,吉林大学讲师;宋辰婷,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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