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
当前位置:首页 理论研究文集

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体系构建中的作用及实现路径研究

南晗等

摘  要: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新兴的协商民主主体,其协商民主功能和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中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肯定了社会组织的协商民主功能和地位。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其协商民主作用发挥模式也不尽相同。社会团体侧重于通过政治性嵌入行动参与民主政治决策;民办非企业单位则主要通过功能性嵌入行动,承接政府职能、提供公共服务;而大量的草根组织则以结构性嵌入行动,与基层协商民主深层结合,为基层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协商民主作用发挥的路径。首先,社会组织要逐渐适应我国的协商民主体系,争取环境优化和社会认同与信任,拓展协商民主空间;其次,各类社会组织要明确自身功能定位,在正确的价值理念引导下加强自我建设,努力达成协商民主目标;第三,社会组织要做好与其他协商民主渠道、主体和组织内部的关系整合,构建“合作共治”的协商民主主体间关系;最后,社会组织要通过建立起与政府和社会的“共生”关系来维持“协商民主体系一体化”的作用发挥模式。

关键词:社会组织  协商民主  作用发挥  实现路径

一、引论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首次把社会组织列入国家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主体之一。20141229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强调要“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这不仅是对社会组织社会功能的充分认可,也为其今后更好彰显社会价值创设了制度空间,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

1)研究目的。本课题力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以结构功能主义等社会学相关理论为视角,分别从协商民主的理想类型、协商民主的实践状态分析、协商民主的过程分析研究协商民主体系中社会组织的作用,并从“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分析框架,探索发挥社会组织协商民主作用的实现路径。

2)研究意义。(1)理论价值。第一,推动协商民主理论的本土化建构;第二,发展公民社会理论,拓展我国社会组织的功能域。(2)实践价值。第一,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促进其政治、社会功能的发挥,促进我国社会建设。第二,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推动我国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二)主要研究内容

1)该课题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协商民主的理想类型、实践状态、体系构建过程三个维度界定协商民主体系构建中社会组织的地位与角色、价值、功能及实践状态,分析研究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体系构建中的作用。在具体内容分析方面,分别分析社会组织在选举、权力制衡、理性表达、参与、对话和协商等环节中的作用与实现路径。第二部分主要从“行动理论”与“嵌入”理论框架出发,通过参与观察与典型个案考虑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嵌入到协商民主体系中的具体行动差异,分析界定其作用发挥情况。第三部分主要借助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AGIL模型,分析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体系构建中的作用能够发挥的基本路径:①适应协商民主体系;②找到自己的位置、角色与目标;③协调其他主体的关系;④形成良好的作用发挥模式。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1)研究思路。本课题以“政府、社会与公民”三维关系为分析框架,以关系耦合为目标围绕“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体系构建中的作用”与“社会组织协商民主作用的实现路径”两个中心议题进行理想类型分析、实践状态分析与过程分析,研究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体系建构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以社会学AGIL模型为分析框架,探索作用实现路径。

2)研究方法。本课题主要采用文献法、参与观察法、类型分析法、多学科理论分析与建构法等研究方法。

 

二、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体系构建中的作用

(一)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体系构建作用——基于协商民主的理想类型分析

1. 协商民主的理想类型

协商民主是西方民主理论和制度在20世纪后半期的发展结果。20世纪80年代末期,基于对代议制民主的反思和批判,在继承和发扬英美传统自由宪政主义和德国传统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开始兴起。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其文章《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中第一次从学术的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随后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从公民参与、合法性与决策等角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协商民主概念的内涵,从而真正赋予了协商民主以动力。20 世纪后期,罗尔斯与哈贝马斯分别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的著作,使协商民主理论逐渐流行起来。

协商民主指的是一种新的民主治理方式,即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国家的公共决策和社会的政治生活。不同学者对于“协商民主”内涵的规定性不甚相同,但又在其核心要素“公共协商”方面实现了统一。所谓公共协商,“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参与讨论和批判性地审视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公共政策过程。形成这些政策的协商过程最好不要理解成政治讨价还价或契约性市场交易模式,而要将其看成公共利益责任支配的程序。公共协商的主要目标不是狭隘地追求个人利益,而是利用公共理性追求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公民愿望的政策。”也即是说,协商民主要求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从而实现国家、社会、个人三者对政治生活的有效参与。这种民主形式不仅能够有效的实现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民主程序的制度化,而且保证了最大化公共利益的实现,是一种理想的民主类型。

2. 协商民主体系中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

1)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视域下的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理念,突出民主的个体性。因此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多以多元民主政治、行政权力分化和放松政府规制为根本目标,以保证公民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为最终价值,其核心是解决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就是要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他们非常强调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体系的政治决策、多元利益表达、对话协调等价值。

首先,社会组织是政治决策重要参与者。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体系所要实现的是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民主决策,这种民主决策的形成是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理性讨论的结果。社会组织作为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的民间性、自愿性、公益性组织,代表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多元诉求,在参与决策时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决策前,能够在收集占有大量可靠的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分析、判断和处;在决策时,能够综合考虑多方的利益诉求,从而使公共决策更为科学和合理;在决策后,又能够充分发挥其民间性、公益性等优势对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进行评估和反馈,从而实现政策制定的最大公益性。

其次,社会组织是社会多元利益的表达者。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认为多元性是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和前提。二十世纪以来,个人、政党以及社会组织等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不同利益需求也逐渐导致社会分歧的不断扩大。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过程中不仅可以传达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而且作为不同利益的代表者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商和决策,直接推动了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社会组织在大众与政府之间发挥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把最真实的社情民意以及公众利益要求传递给政府,使政府在充分占有信息的基础上作出科学判断并合理制定政策,以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为基本原则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第三,社会组织为实现不同协商主体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有效的协商平台。协商民主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或政府形式,“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团体”。在参与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虽然社会组织成员之间在偏好、目标方面会存在一定的分歧,但都能够以尊重他人意见为基础,通过成员之间理性协商和对话实现不同成员要求民主的共同政治理想。协商民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组织和政府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是实现协商民主的平台所在。

2)中国协商民主理论视域下的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

中国协商民主是伴随着共和国的诞生和政治协商会议而来的。从一开始就以共存、合作为表征的和谐思想为核心价值理念,强调协商的整体性。中国协商民主的本质内容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构建和谐的政治关系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在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中更加强调社会组织的整合者、协调者、服务者角色。

首先,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中扮演着“整合者”的角色。所谓社会组织的整合功能,是指“将单个的公民组织起来,通过各种规章制度约束,使组织成员的活动由无序状态变为有序状态。”社会组织的这种整合作用体现为对利益诉求的整合及政治参与方式的整合。一方面,社会组织在组织公民政治参与的过程中,通过对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矛盾的协调,使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公共利益,从而实现了对利益诉求的整合;另一方面,公民通过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方式,是一种有序的政治参与整合。

其次,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中扮演着“协调者”的角色,发挥着反映民众利益诉求和传达政府决策的协调作用。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利益集团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征,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需要一个合理有序的表达渠道。社会组织作为一个“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的组织,能够发挥其独特优势,将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通过协商、对话等参政议政的方式表达出来,使利益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种协调作用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组织内部各成员利益之间的协调,另一方面表现为对政府和公众关系的协调。通过对社会组织利益关系的协调,将个人的、局部的利益诉求转化为整体的公共利益。

最后,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中扮演着“服务者”的角色,承担着解决社会矛盾,完善社会治理等公共服务职责。社会组织在发挥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作用时,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不足,而且也能够抑制市场唯利是图的价值导向,在协商民主中能够作为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载体发挥应有作用。

3.协商民主体系建设过程中的社会组织功能发挥

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体系构建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得到了中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家的一致认可。它为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营造宽松、民主的政治氛围,为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有利于塑造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想模式。

首先,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家看来,社会组织有助于建构健康的公民社会,营造平等、自由、互信、包容、妥协等的协商民主氛围,为协商民主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所谓公民社会,是指“存在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各种志愿性协会,这些协会是公民向国家乃至整个社会表达自己意愿和利益的基本手段”。社会组织作为独立于国家与政党之外的志愿性、民间性的,联系政府与民众的第三方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一方面能够有效地制约政府行政权力的膨胀;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公共决策,又可以监督政府的公共管理事务,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和社会公开度。此外,社会组织作为公民自愿性质的组织,是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良好平台和有效机制。因此,社会组织为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是协商民主体系稳定发展的驱动力。

其次,在中国协商民主理论家看来,协商民主虽然是从西方借鉴而来,但在中国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协商民主的非竞争性特点不仅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相适应,而且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现阶段,将社会组织引入协商民主体系,能够更好地指导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改善民主治理的质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此外,中国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正在重塑着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模式。长久以来,我国的国家与社会一直是“强国家——弱社会”关系模式,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在构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运行模式中,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过程中不仅发挥着桥梁、纽带的作用,而且能够充分动员社会力量自主解决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逐渐成为政府职能转移的重要承担者,为“小国家——大社会”的理想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的构建提供了支撑。

二) 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体系构建中的作用——基于协商民主的实践状态分析

1.西方协商民主实践及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

随着20世纪80年末期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热潮的兴起,协商民主作为新的民主形式也在西方各国得以付诸实践。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西方的协商民主已经形成几种较为普遍且相对成熟的实践形式:公民会议、公民陪审团、协商民意测验及大规模协商大会。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协商民主主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公民陪审团或公民会议。公民陪审团作为现代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之一,发展于美国历史上的陪审制,随后该种方式为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所接受,并在加拿大演变为公民会议。在该种形式下,协商民主主体范围较为广泛,协商讨论议题公开透明,并有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士参与。公民陪审团或公民会议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成功实践,曾先后在西方多个国家得到具体实践。如加拿大温哥华以公民议会的方式讨论修改地方选举方法,丹麦盛行的共识会议,美国曾用此方法讨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以公民陪审团或公民会议作为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有利于对公众参与协商的效果做出切合实际的评估。在具体的协商民主实践中,在各领域具备专业知识的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利用自己的专业性、学术性知识,积极参与政府重大事件的决策,甚至影响了国家民主发展进程。

2)协商民意测验。协商民意测验是以社会组织的形式调查、了解民意的一种方式。这种往往由政府委托相关社会组织或由社会组织自发进行。受测验者由社会组织者随机抽样产生,以协商论坛(辩论赛、小组讨论、大会交流)的方式,组织参与者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的讨论。在协商讨论期间,由于该种方式在程序上并无严格的限制和要求,参与者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并经过相互交流而达成共识。协商民意测验在参与者产生方面的随机性,协商程序的开放性以及讨论方式的多样性,使得它有效克服了传统民意调查方式的局限性,不仅能够获得民众最真实的利益诉求,而且能够避免因规范程序而导致的对立观点矛盾的激化。

3)协商大会。协商大会是运用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技术而进行民意咨询和协商的一种方式。在协商的具体过程中,每个协商主体充分表达自己的个人的偏好意见,组织者将个体意见按等级输入计算机,通过计算机的处理以直方图的形式呈现,然后再通过类似的方式不断进行讨论直至得到最后协商结果。这种方式将民众的政治参与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得到了西方一些国家的青睐。巴西 Porto Hegre 市就以该种方式让公民直接参与讨论财政预算极其重大发展项目问题,美国华盛顿的公民“高峰”会议也是对该种协商民主方式的具体运用。

综上所述,作为西方现代协商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无论是公民会议或公民陪审团,还是协商民意测验及大规模协商大会,社会组织是其实践的重要支撑力量,发挥着组织民众,参与决策,公共服务,协调关系的作用。

2. 中国协商民主实践及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

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改革开放以前,党和国家对协商民主已有初步的认识和实践,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协商民主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具体实现形式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协商民主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与运用,离不开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的支持与贡献,社会组织在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最早可以追溯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2年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党派、各社会团体之间的“共商”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雏形,各社会组织之间的“共商”促进了我国最广大革命力量的联合。1924年至1927年的国共合作以党派协商的民主方式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进一步争取民主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指出:我们在抗战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随着对协商民主的不断探索与实践,三三制政权成为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协商民主的成功实践。在具体实践中,中共党人对于民主合作的必要性、原则方法及目的等形成了初步认识,为新中国成立后协商民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协商民主的具体实践形式进行了进一步地探索。1949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发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政协制度是中共党人探索协商民主形式的新成果,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载体,具有协商民主的多样性、公开性、平等性等特征,是我国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有效途径。

3)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协商民主具体形式的探索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我国的阶层结构、经济成分、利益格局、思想观念都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在多元利益格局形成的大背景下,我国在对协商民主实践的具体探索中逐渐形成了民主恳谈会、民主听证会、社区议事会等特色协商民主形式,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浙江温岭市民主恳谈会是我国协商民主实践形式的成功典范,其实质是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公开听证会。恳谈会不仅是政府和民众进行公开平等的对话与协商的会议,也是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诉求差异的会议。作为新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的民主恳谈会具有大众性、平等性、多元性、决策性等特征,大众性是指参与者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平等性表现为民众参与协商权力的平等及各参与者协商能力的平等,多元性是指协商主体利益诉求、价值观念等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分析浙江温岭市民主恳谈会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在协商民主体系构建过程中的实践状态,这些以对话协商的形式组织广大民众有序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具体实践形式,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3. 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体系构建作用具体表现

1)多元主体偏好转换。在协商民主体系中,民主决策是在充分听取利益相关者偏好表达的基础上做出的,具有很强的合法性。然而,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促使着民众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就希望通过自己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来实现自身的利益,但个人利益由于离散化、力量弱,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十分有限。此时,社会组织的价值就能够充分体现出来,它作为自愿性的组织,将个人偏好诉诸集体理性,通过倾听、对话和沟通,在社会组织内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基本共识,将不同利益诉求转化为公共利益,将分散的个人意志转化为组织意志,促进了公民有效、有序的政治参与,实现了多元主体偏好转换。

2)贡献意见领袖。在协商民主体系中,公民除了以个体身份参与其中,更多地将个人意见转换为集体意志,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就成为了不同群体意志的代言人,也即是意见领袖。此外,社会组织作为非政府、非营利性的自愿性、民众性组织,所代表的是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其意见领袖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不仅能够传达社会成员的主要利益诉求,而且能够兼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弥补了政府在这方面的不足和缺陷。

3)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在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发挥着激发民众参与对话和讨论的热情,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和协商能力的作用,在利益各方的协商和博弈中推进协商民主的发展。“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因此,现代社会公民有序地政治参与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推动公民政治参与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整合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为公民提供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增强民众的公民意识,提高其参政能力,促使其理性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等。

(三)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体系构建作用——基于协商民主体系建构的过程分析

1. 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过程中的作用发挥

1)社会组织与群体利益话语精英培育。社会组织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沟通政府与社会的重要职责。对于群体利益话语精英的培育,不仅关系着协商民主过程的顺利实现,而且影响到社会组织自身功能的发挥。社会组织作为沟通政府与社会的“桥梁”,良好的利益表达能力是其赢得民众信任和实现组织目标的前提,是充分发挥其组织民众有序进行政治参与的关键。在协商民主过程中,社会组织在提高自身利益表达能力的同时,也培育了一批群体利益话语精英,这些话语精英们不仅是民众利益诉求的代表者,也是政府决策的传达者,在协商民主过程中发挥着双重作用。

2)社会组织与权力制衡。关于社会组织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作用,美国政治学家达尔曾提出“社会制衡重要于宪法制衡”的观点,也即是说要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作用。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制约国家权力的强大社会力量,英国工会为了保护工人权利,通过组织罢工、谈判等活动,向立法机关施加压力。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法律政策的出台都是社会组织制衡国家权力的重要成果。当今在建立服务型政府和有限政府逐渐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流行趋势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在制约政府权力,建立有限政府,调节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社会组织与理性表达。随着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利益价值导向对民众的影响逐渐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往往会出现一些非理性的表达,而社会组织作为代表社会不同利益主体诉求的社会团体,发挥着引领利益主体理性表达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社会组织通过组织社会单个力量进行地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渠道是理性的。另一方面,民众通过社会组织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理性地对话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公共利益方面的共识,这种协商民主的过程是理性的。正如陈家刚所说,除了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和保证协商过程的公正,协商过程的实质性特征应该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而社会组织正式这种理性表达的重要支撑。

4)社会组织与有序参与。作为政府和公众协调者的社会组织,在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协商民主过程中,一方面,社会组织通过对组织内部成员不同利益的整合,实现了公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有序化;另一方面,个体公众通过社会组织表达个人意愿,维护自身权利,满足自身需要,实现了多元社会个体参与政治生活组织形式的有序化。社会组织借助于其广泛的信息渠道及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为社会不同利益主体提供的对话协调机制,不仅克服了个人表达无力的弊端,也克服了民众政治参与过程中的无序性,使现代社会的公民政治参与更理智、更符合公共利益。

2.社会组织与协商民主体系的规范化

在协商民主中,协商主要不是政治手段和方法,而是一种基本的政治制度安排,是实现程序民主的要求。在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协商民主的网络化逐渐成为趋势,迫切要求协商民主体系的制度化、程序化和现代化。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已经或即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一,社会组织与协商民主体系制度化建设。制度化是协商民主体系构建的目标,是协商民主过程实践的重要保障,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法治国家制度尤其是富有生命力的公众社会是重要的,因为国家的制度化了的协商能够从公众社会中汲取自身的动力”。协商民主作为新的民主实践形式,不仅是政治手段,更是一种制度安排。作为制度安排的协商民主,其主要目标不是要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是对公民政治参与权力的保障。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中,通过确立相应的政治参与制度与规则,赋予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规范性,使协商民主的过程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过程,在协商民主过程中发挥着制度建设和创新的重要作用。

第二,社会组织与协商民主体系的程序化。实现协商民主体系的程序化,是合理制定公共决策的前提和基础,是协商民主“获得合法性的规范性要求”所谓协商民主体系的程序化,是指协商议题的选择、参加人员的条件、协商过程的原则、协商时间和协商机制、协商结果认定和执行等相关方面的规定性。在协商民主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社会组织在其对协商民主程序不断进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探索出了较为完善合理的协商民主程序,推动了协商民主体系的程序化建设。

第三,社会组织与协商民主体系的现代化。在协商民主体系构建的过程中,社会组织不仅促进了协商民主体系的制度化和程序化,而且加速了协商民主体系的现代化。相比于传统民主理论,现代民主抛弃了传统民主理论及实践中只强调聚合民众偏好后的结果而忽视偏好聚合过程的缺陷,更多地强调民主的实质性。社会组织作为自愿性、公益性的组织,在协商民主的过程中,更为关注的是偏好的形成过程,强调公众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以对话的形式平等自由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社会组织通过发挥其特殊优势,为协商民主提供了一个包容、平等、公正、自由的讨论沟通机制,使不同利益诉求能够在协商过程中充分表达,分享彼此的意见进而达成共识。协商民主也因此具有了现代民主的实质性内涵。

 

 

三、协商民主体系建构过程中的社会组织

嵌入行动分析与作用发挥

“嵌入”的原义是指一事物根植于其他事物之中或一个系统有机结合进入另一个系统之中的现象,表现为一事物与他事物的联系以及联系的密切程度。卡尔·波兰尼在《大变革》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概念,并将其用于分析人类经济行为与非经济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之后,马克·格兰诺维特、沙龙·祖金等学者对“嵌入”概念进行了扩展,使其远远超出经济社会学领域。我国的社会组织与协商民主体系的关系即可以用“嵌入”理论来切入:一方面社会组织根植于协商民主体系所在的大社会基础之中,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作为新型协商民主主体进入协商民主体系之中,必然会面临渠道、方式、内容各方面的选择。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在在协商民主过程中参与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嵌入行动、作用发挥在时空顺序也不相一致。本部分通过案例来分析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草根组织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建构过程中的嵌入行动,分析它们各自的作用发挥。

(一)社会团体嵌入行动与作用发挥

社会团体是社会组织中的一个重要类型。我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指出“社会团体是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根据王名等人对社会组织的理解,我国现行法规体系称为社会团体的组织均为会员制组织。也就是说,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不同,社会团体是会员制的(个人或单位会员)。社会团体主要分为互益性团体和公益性团体;前者主要包括政治性团体、学术性社会团体、行业性社会团体等,如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等;后者主要包括各种环保、公益性团体。社会团体是我国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具有全国性、专业性、公益性的特点,因而其往往通过政治性嵌入行动展现其参与协商民主的作用。

1、社会团体的政治性嵌入行动:以怒江大坝事件为例

怒江是我国仅存的两条原生态河流之一,下游流经泰国,是一条国际河流,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怒、傈僳、普米、独龙、白、藏等22个民族聚居的家园。2003年,相关部门计划在怒江建造大型水电站。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以“绿家园”、“云南大众流域”为代表的一些环境保护组织发起了一场被媒体称为“怒江保卫战”的运动。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广泛发动起媒体、专家学者、普通民众的参与,积极影响公共政策,有效地增强了环境议题的社会效应。在他们的影响下,一大批社会团体和公益人士加入了讨论和行动之中。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62位科学、文化艺术、新闻、民间环保界人士联名呼吁:请保留最后的生态河———怒江。社会团体的行动最终对政府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务院决定暂停怒江建坝工程。有专家评价认为,民间环保组织影响了公共事件的政府决策,在中国大陆这是第一次。

怒江开发事件上充分体现了政府与民间力量之间的政治博弈,体现了社会团体政治性嵌入协商民主体系、影响政府决策的作用。首先,决策咨询。相关社会团体通过咨询专家学者,利用专业知识向政府提供生态资讯,向相关部门请愿、向国际组织呼吁等间接倡导方式对政府进行决策影响。第二,民意表达。参与的社会团体、发动媒体力量、调动民众参与的方式引起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第三,政策协商。相关社会团体利用自身成员具有的人大、政协会员等身份,将有关怒江的议案提交给全国政协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通过多方游说组织开发议案的通过。第四、营造舆论。怒江开发事件在相关媒体上持续报道,引起各界关注,同时,相关学者与社团负责人进行演说,制造舆论效应。在怒江开发事件中,社会团体发动民间力量、与政府协商等形式极大的影响了政府的公共决策,在社会团体政治性嵌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社会团体在协商民主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作用

第一,引导有序政治参与。将社会团体纳入协商民主的实践范围,成为公民参与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和渠道。协商民主需要在有序的政治框架下进行,而公民个人属于社会的分散力量,其政治参与过程无法有序实现,而社会团体将有共同目标的公民组织起来,按照一定的规则、章程进行管理,实现政治参与从无序到有序,并能够形成强大的集合力,为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奠定了基础。在近几年的云南昆明、广东茂名、浙江宁波等地的PX项目中,民众由于不充分知情,采取了一些较为极端的手段表达自己的抗议,导致了小规模群体事件的发生。这就是单个公民政治参与无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各类社会团体要发动起来,一方面利用专业知识向公众进行科普宣传,引导民众有序参与;另一方面代表公众向政府部分传达民众意见、决策协商,就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

第二、合理利益整合与表达。社会团体相较于单个公民力量、话语影响力而言,其将团体内不同利益诉求或者相同利益诉求的不同形式进行有效整合,通过对多元主体的偏好进行转换,选择符合社团整体的利益理性表达,从而更具有合法性,也更易被政治体系接受,从而避免了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而激发社会矛盾的现象。同时,社会团体植根于社会,架起了国家与社会沟通的桥梁。绿家园、云南大流域等社会团体将民众反对建坝的呼声集中整合,以议案的形式表达民众意愿,就是社会团体利益整合与表达作用的充分发挥。

第三、决策参与与影响。从社会团体的设置情况来看,熟悉所属领域的专业特点及社会关系,能及时了解社团成员的需求和具体利益,能够依靠非官方力量动员和开发社会资源,能够向政府反映和表达社团成员的诉求及相关领域存在的实际问题,为政府的行政决策提供较为客观的事实情况,也能为政府的行政决策提供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上的建议。一些行政决策典型案件的发生说明,行政决策的科学性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不仅要有个体参与机制,还应当在保留个体参与的基础上发展社会团体参与,这样更有助于行政决策科学性合理性目标的实现。

第四、有效政治监督。社会团体有一定的规范、特定的利益、相似的价值观与政治倾向,产生较大的话语影响力,比个人监督更加有力、有效。社会团体在监督方面具有独立性、组织性、监督成本低廉、监督形式灵活等的优点,应该承担一部分监督责任。怒江建坝事件中,绿家园等社会团体的监督作用发挥并不明显,而“消费者协会”的监督功能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民办非企业单位嵌入行动与作用发挥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指出“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根据民政部发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4》数据显示,民办非企业近年来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以民办养老机构、民办学校、私立医疗机构、民办科研机构等为代表的民办非企业在助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社会自治发展的同时,也在就业、安老、救灾、扶贫、济困、发展教育、保护环境、为志愿服务提供平台等方面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1、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功能性嵌入:以河南开封至善社工服务中心为例

开封市至善社工服务中心是在市民政局正式注册的民间爱心公益组织。该中心依托河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和学生,以助人自助为志愿服务理念,以需求评估为指引,开展专业化志愿服务。自2013年成立以来,该中心以油坊社区、西苑社区等社区为基地,举行了老人“百家宴”、社区老人印象公益志愿服务活动、老人助浴志愿服务活动,开展节日慰问、周末慰问、独居老人生日庆祝、家庭探访、周末聚餐等活动,慰问独居老人、低保老人628人次,直接受益老人超过1200人次。该中心的志愿服务形式多、投入资金多、受益老人多,培育了一批热心公益、乐于奉献的敬老助老志愿者。

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该中心积极参与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工作。两年来,该中心先后获得开封市、河南省数个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其中“守望相助、关爱长者”——“社工+义工”老人社区综合服务项目还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与此同时,该中心与开封市鼓楼区数个社区合作搭建了“社工+义工”服务和协商平台,在社区老年人服务工作方面探索出新的模式。该中心所取得的经验也多次被民政部、河南省民政厅表彰推广。

2、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协商民主构建过程中的作用

第一、培育公民意识、公民精神。由于中国的民办非企业多是自发成立的,其组织运营模式较少的受政府干预,因此自主性、独立性更强,而且近几年民办非企业在人事、外事、决策等方面自主权进一步改善,这是公民社会发展的活力源泉。至善社会中心的成立本身就是基于高校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工作参与的理性精神而产生。在运行的过程中,中心十分注重对于社会志愿精神的营造。他们打造的“社工+义工”的模式激发了许多青年学生和老年人发挥自身力量、服务社会的热情,增强了社会志愿精神和服务意识,培养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

    第二,孵化草根组织。近几年来,基层社会家庭原子化现象严重,邻里关系冷漠,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与公共事务能力不强。开封市至善社工服务中心在社区服务项目开展中,注重激发社区内部潜能,孵化产生了一支由100多人居民组成的社区志愿服务队。该志愿服务队在社区公共卫生治理、社区楼栋管理、文化娱乐活动开展做出了不少尝试,邻里关系得到改善,居民参与意识大大提高。

第三,承接政府职能,提供公共服务。在当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加快政府职能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是呼声最高的方案。然而就服务社会而言,政府有太多力所不能及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就成为一个可行方案。民办非企业成立的主要原因是为政府分忧为民众解难,其次是市场发展的需要,最后是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民办非企业将社会分散的资金、参与者设备与热情等结合,为社会特定群体或者大众提供免费或者价格相对较低的服务,减轻政府负担的同时,弥补市场秩序的不足,调动民众贡献人、财、物的积极性,为社会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服务。

(三)草根组织嵌入行动与作用发挥

草根组织(Grass Roots Organization, GRO)一般是指“基于志愿精神的,民间自下而上组建的,官方色彩较少的,民间性质较强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组织。”具有公益性、民间性和社会性。草根组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产物,由最初的不被认可、无法获得合法性逐渐转变为公民社会中的一支强大力量,并取得了社会、政治、行政合法性。中国的草根组织开创于环保领域,伴随着政府的放权、公民社会的发育、民主政治的完善,其活动范围已扩大至扶贫济弱、妇女保护、残疾人关怀、儿童救助等多个领域,并呈现出燎原之势。草根组织的发育和健全,是我国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公民意识进一步增强的重要标志。

1、草根组织的结构性嵌入:以深圳市福街商家草根组织为例

深圳市福街商家草根组织兴起于社会政治化、政治社会化的浪潮中,福街由最初的工业加工区逐渐转向商业经营区的过程中,业主、商家对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忧虑,逐渐组成维护自身利益的福街商家协会。1998年,政府计划改造福街,按理说这一善举应该得到支持,但政府的强势介入打破了原来的游戏规则,损害了业主、商家利益,由此,十几家大商场老总自愿联合,以准公函的形式希望政府重新考虑福街改造事宜。此后,福街草根组织通过维权、沟通、合作等形式促进协商民主。第一、维权。商家不认同政府改造计划的焦点在于流动商铺的设立问题,政府认为利大于弊而商家认为弊大于利,最终由于商家长期不懈的强烈反对与政府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等原因,流动商铺历经一年后销声匿迹,这是商家维权的成功。第二、沟通。2000年,福街商家联谊会成立之日,区相关领导、新闻媒体被邀列席,到访“官员”基于开展公务活动需要商界帮衬的原因而热情参与,后来,福街商家联谊会招聘了专职秘书,其工作也逐渐“正规”起来。第三、合作。2002年,福街商家联谊会发展为福街商家协会,与政府协商对话进一步发展,半年后商家协会与福管办共同举办了首届足球赛、篮球赛等活动,并获得了巨大成功。福街商家协会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力量相对薄弱,但能够与政府产生互动并巧妙地维护自身利益,对草根组织参与协商民主有启发性意义。

2、草根组织在协商民主构建过程中的作用

第一,与基层协商和基层治理结构互嵌。草根组织多诞生于基层组织和社区之中,在近几年的社会组织协商实践中,扎根于基层的草根组织往往能够与基层农村和社区保持密切的良性互动关系,有些草根组织直接与基层社区合作设立一些公共服务机构,两者在结构上实现互相嵌入。另外草根组织其关注的问题也大都是与基层民众生活和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不同的组织代表了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而整合和协调这些利益诉求和冲突恰恰是基层治理过程中最重要和最棘手的事情。基层社区搭建协商平台,吸引或邀请不同草根组织的举办圆桌会议,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用对话的方式协调利益冲突,推动基层治理。

第二,推动协商民主民主化的深入和细化。包括志愿服务草根组织以及其它性质的草根组织在内的草根组织不仅没有带来社会风险、政治波动、管理问题,反而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领域的边缘地带进行自我管理、参与社会建设、调动公民力量,是协商民主的重要补充。草根组织在协商民主过程中发挥作用,在于其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逐渐被认可。福街商家协会在发展过程中,主动转变偏好,向政府职能靠近,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调动商家、业主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客观上推进了政治民主化进程。

第三,反映特殊群体利益诉求,协调矛盾。草根组织扎根城乡社会底层,其行动几乎能够涉及社会需要的各个角落,更好地代表基层民众利益。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思想观念的转变,民众逐渐意识到不能依靠政党、政府解决一切问题,必须主动、积极寻求自我满足。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言,即使再精明能干的政府由于自身能力限制也不可能做到明察秋毫、面面俱到,依靠自己力量去了解国家生活细节简直是徒劳无益的消耗自己的精力。福街商家草根组织植根于福街发展过程中,代表商家、业主最直接的利益诉求,通过维权、沟通、合作的方式将自己的利益诉求反馈给政府,获得自身满足。

经过对个案的研究,我们发现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过程中作用的发挥不同于政治协商、经济协商,它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协商民主构建过程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虽然嵌入行动不同、发生作用的具体情形与具体作用不同,但其以章程和程序联结相关利益,以社会需求为行动出发点,通过对话、沟通、合作等多种途径探讨社会发展的政策、价值、利益等重大问题,以期寻求共同的政策支持、价值认同、利益维护。在探讨过程中,社会组织充分听取利益相关者意见,组织负责人成为意见领袖,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进而促进协商民主体系制度化、程序化、现代化。可见,社会组织的发展影响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进程,然而,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下,社会组织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育,但从整体上看,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社会影响力低、双重管理体制、政治应变力差等问题使社会组织对民主政治推进作用受到限制。这要求我们必须研究如何保证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体系中找到合适的作用发挥路径。

四、社会组织协商民主作用实现路径研究

我国协商民主体系中其他主体构成的协商民主体系已经自成体系,有着独特的生态特征。作为一个新的协商民主主体,社会组织想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适应已有制度框架,明确自身作为主体的目标任务,并努力实现目标任务,在完成任务过程中,与其他主体发生关联,进行关系整合,从而找准位置,定位好角色,形成一个良好有序的运作模式。

    (一)社会组织对协商民主体系的适应

在协商民主体系中,相对于国家政权机关、政协、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等其他相对成熟的协商民主主体,社会组织则是一个新生的参与主体,它必须适应既有的协商民主体系会结构,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1. 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环境优化

1)法律环境的优化。首先,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功能的发挥首先依赖于国家立法环境的优化。目前我国已经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政部颁布的《取缔非法社会组织暂行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能够对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提供一定的法律支持。第二,我国当前的社会组织立法建设滞后于实际需求。就社会组织的立法层面来看,目前我国涉及社会组织的法律主要以行政法规为主,这些法律法规多是社会组织的准入、活动规范,对社会组织在我国民主政治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明确。目前社会多方一直呼吁国家出台专门的《社会组织法》,从整体上明确社会组织的政治、法律地位。第三,目前涉及社会组织的法规和规章主要以程序性规范为主,实体性规范明显不足,在人事管理、税收优惠、财政资助、社会保险等具体运营环节方面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同时,现有法律法规对社会组织的基本制度建设,如理事会制度、社会监督机制、财务公示制度等,也没有具体明确的要求,使得社会组织各行其事,管理混乱,影响其参与协商民主的有效性。

2)政策环境优化。法律环境的不完善导致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严重依赖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而政策落实充满变数。一些针对社会组织的优惠政策散落在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中,由于法律位阶不高以及部门文件打架,很多优惠措施往往很难以制度化的方式落实。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加快推进政社分开,推广政府购买服务。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过降低社会组织注册门槛,简化登记手续,营造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通过健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个人慈善捐赠,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政策便利。三是加强监督管理,放宽准入门槛,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日常监督,及时防范和查处非法社会组织,推动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健康发展。

3)社会环境优化。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舆论宣传,使社会各界了解社会组织的性质,提高社会组织的知名度;扩大社会组织典型宣传,使社会各界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提高社会组织的影响力。

2. 社会组织社会认同与信任的培育

1)社会组织身份、地位的明确

社会组织要想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重发挥期功能,必须由法律赋予其合法身份和地位。目前我国仍有大量社会组织的法定地位仍然不能通过相关法律予以界定、明晰。现行的“双重管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登记“门槛”过高。大量适应市场经济社会需要的组织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登记,只好以游离于体制之外的“非法”身份而存在,无法发挥其正常的自治功能;二是政社不分。目前大量社会组织是从原来的政府职能单位和企事业单位分离而来,仍然保留了浓重的行政色彩,由于“业务主管部门是指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授权的组织”,业务主管单位成了社会组织的“父母”,社会组织成了业务主管单位的附属部门,从而政社混淆,难免行政干预。因此有学者就认为“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实际上带来了政府组织的扩张”。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出台《社会组织法》,对社会组织实行分类管理,明确各类型组织的不同身份、地位,规定其活动范围和功能发挥界限。

2)社会认同的培养

社会组织作为公众的利益代言人,必须建立在广泛的社会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其协商民主功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并不牢固,缺乏社会公众的认同,与“强政府”相比其社会影响十分有限。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与服务功能不能正常、有效地发挥。

影响各类社会组织社会认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公众因素。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起步较慢、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加上与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了解程度很低,很多群众把社会组织与企事业单位混同起来。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组织缺少最近本的了解和认识,缺乏信任感,就更谈不上参与了。二是社会组织自身的因素。各类社会组织由于自身性质定位不清晰,其社会目标的制定往往超越了社会发展水平,导致公众对其性质和目标不能认同;一些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混乱,频出丑闻,导致其公众形象一落千丈,影响其社会活动的开展;一些社会组织的社会参与度不高,地位较低,影响有限,也是影响其社会认同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这些问题,社会组织要通过实实在在的社会工作实践、千千万万的社会工作案例,来弘扬社会工作平等、尊重、诚信、接纳、以人为本、助人自助、拓展潜能、善用资源、和谐互动的专业理念;来发挥社会工作预防、解决、发展的职业功能;通过躬行助人自助,倡导社会互助,在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愿望、关心群众疾苦,扎扎实实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使困难群体摆脱困境,感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从而进一步保障公民权益,增进国民福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真心实意为大家服务,它的工作就会得到群众认同,这个组织就会得到拥护和爱戴。

3)公众信任的培养

    首先,民间组织要增强其透明度。尤其是对于以公益为目的的民间组织,应当公开其内部治理、活动项目和财务等信息。这有利于民间组织的民主自治、平等合作的实现。其次,应该遵守一定的伦理价值原则。要有强烈的公民意识和自主性、责任心、诚实守信的价值取向,建立并执行一套完整的行为准则来规范相关方的利益与行为关系,从而提升民间组织的公信力。最后,要提升组织的管理和运作能力。要善于利用和开发各种资源,包括社会上的人、财、物等资源;借鉴企业的管理方式,提高组织的运行效率;争取社会公众的理解、信任、支持和参与。

3. 社会组织的协商民主空间拓展

1)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平台的构建

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各类社会组织代表多元利益主体广泛参与协商民主,是构建协商民主的良好平台。在实践中,广州、深圳等地区充分发挥了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平台的作用,开创出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协商活动。

第一,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社区共治协商平台”。依托基层社区党委、政协等组织,由街道社区和各类社会组织主办,召开社区共治协商会,主要围绕社区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协商。由于各类社会组织的参与,使得社区居民和外来人口从“被动协商”变为“主动协商”,大大加快了基层社区问题解决的速度和质量,对基层治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各类社会组织与业务主管或相关职能部门的“对口协商平台”。社会组织与其业务主管或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之间进行,围绕政府重大决策落实、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变“零散协商”为“常态协商”。

第三,各类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专题协商平台”。围绕地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社会组织与政府及社会组织之间开展专题协商,紧扣中心主题,优化重大专题协商机制,变“要我协商”为“我要协商”。

第四,网络平台是社会组织协商的切实可行的且既有益又有效的方式。网络协商模式打破了行业界限、地区界限、党政界限、政社界限、企社界限,在各个层面都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协商。如果把网络协商发展好,社会组织协商就具有了实质性进展。

2)协商渠道和方式的多元化。

首先,利用传统渠道和方式参与协商民主。在我国,各级人大、政协是传统的协商民主渠道,而“提案解决反馈”模式是传统的协商民主参与方式。在这方面,许多社会组织成员本身就是各级人大或政协的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等的成员,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社会组织要充分这些传统而又重要的政治协商渠道和方式,积极搜集整理相关意见建议,提出切实可行的提案,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其次,充分利用新的协商渠道和方式进行协商民主。在各地的协商民主实践中,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创造性地开发了“圆桌会议”、“恳谈会”等形式的协商渠道,充分搜集民意,参与民主决策。从参与的方式来看,社会组织要充分利用听证会、协商民意测验、社情民意直通车、便民窗口、民主评议会和市民对话等方式,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激发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自觉性。

第三,善于利用新型的媒体传播、社会交流技术参与协商民主。例如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对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给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思想价值观念带来颠覆性影响。人们通过网络关注社会、表达诉求、反映社情民意,其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各类社会组织平台能够充分发挥网络传播迅速、波及面广的优势,不必要面对面的协商,可以通过虚拟世界吸纳网上民意,凝聚网民智慧,这也为协商民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空间和广阔的舞台。

第四,统筹定期协商与临时协商。社会组织要建立经常性定期协商与集中性临时协商机制,不仅每年定期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就重大事项进行协商讨论,而且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临时性集中协商,经常性地对事关国家或地方全局的重大问题以及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讨论。这不仅为组织中的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且使各种民意诉求在协商重得到表达或解决,促进民主发展与社会进步。

3)协商内容的拓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问题逐渐多变和复杂,各类关注与社会问题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社会组织协商民主议题也相应增加,参与领域由政治决策的磋商趋向于覆盖社会民生。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立法协商、决策协商、行业协商、社会协商、国际事务协商,探索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协商以及加强社会组织内部协商,对维护利益、化解矛盾、减少分歧、凝聚共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一,参与立法协商。近年来,不少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的制定和修订。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参政议政、反映诉求、维护权益,促进形成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

第二,参与决策协商。不少地方通过建立智库、组织顾问团、举办沙龙等形式,吸纳社会组织参与决策协商。如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 2013 年全年共代表行业和会员企业向政府部门提出政策建议 1729 项,被采纳912 项。

第三,行业协商。不少行业协会是相关行业标准、规划和政策的实际起草者,行业商会通过开展行业协商,规范市场秩序,加强行业自律,维护公平竞争。一是加强质量建设,参与标准制定。不少行业协会是相关行业标准、规划和政策的实际起草者。二是组织同行议价,避免恶性竞争。三是维护知识产权,避免同行仿冒。四是直接参与政府部门组织的一些行业性的检查、验收、认证、资质审查以及市场秩序整顿等工作。

第四,社会协商。不少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在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方面优势明显、成效显著。如上海市静安区建立1+1+X(街道党委+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的基层治理模式,在拆迁安置、旧公房加装电梯等老大难工作中,均由社会组织作为协调方出面做群众工作,有效化解了矛盾,减少了上访。

第五,内部协商。一些社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秩序。如安徽省软件行业协会经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安徽省软件行业基本公约》,通过公约调解会员间有关合同执行矛盾、知识产权纠纷的问题。

    (二)社会组织在我国协商民主体系中的目标达成

1. 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功能定位

社会组织协商是由其地位、功能、运行轨迹和价值定位所决定,具有明确的自我定位。一个成熟的现代文明社会,是政府、企业、社会三种力量通过博弈达到动态均衡的社会,三者共同构成稳定社会的“三足鼎立”或“铁三角”关系。政府代表政党集团利益,企业代表资本集团利益,社会代表民族共同体的利益。在这三者之中,社会组织是单个公民行使权益的代表,因而其力量是最重要的一极。在西方国家中,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推动着政治经济变化发展。而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格局中,人民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都是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三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问题上,三者代表的不同社会群体利益有差异,因而三者之间仍然需要协商。这也是社会组织存在和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社会组织要将自己定位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通过参与协商民主,一方面表达公民利益,另一方面推动政府民主决策。作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具有整合、协调、维稳、治理的功能,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效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2. 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的目标导向

    1)以引导正确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为基本目标。社会组织协商必然受到价值的规制和引导,不追求价值的社会组织协商是不存在的。尽管社会组织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类型,每一种性质和类型都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但社会组织协商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益,公益贯穿社会组织的始终。社会组织的非政府性强调的是与政治的区别,强调的是非政治性&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自治性、自愿性、互益性的最终归宿于公益。通过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以及社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之间的沟通,来减少隔阂、达成共识,并通过各种协商技术的采用,使最终达成的共识能充分体现各方利益、偏好和意愿。

2)以培育公共理性文化为长期目标。社会组织是群众利益的聚集体和公众意见的汇集器,社会组织协商有助于培养公民平等公开理性包容的协商精神,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理性和自主的表达是社会组织协商的重要目标之一。社会组织是公民结社的主要形式之一,社会组织协商则成了公民表达自身意愿、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公民权的重要载体。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相对,指一个国家的民众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公民意识一方面是指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责任。另一方面,公民意识还要求公民具有良好的公民美德,公民之间乐于助人和相互信任,尽管他们在具体事情上的意见有别。理性的公民拒斥机会主义,因为每一个人都采取孤立的行动,都有背叛集体行动的动机。

3)以引导公民积极有序政治参为现实目标。和谐社会是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其核心是要在不同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之间达到均衡。而要实现这种均衡就必然要求扩大公众参与。公众的参与主要通过组织来表达,通过社会组织来表达人们的利益诉求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显著特征。现阶段,发展社会组织,应当努力克服依赖性,增强自主意识,使之成为一支相对独立于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社会力量,健全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的作用机制,增强社会的管理和服务功能。要打破行政壁垒,坚持公平团结原理则,在政府的指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大力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特别要调节社会资源,帮助弱势群体组建各种社会组织。

3. 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目标实现

1)树立正确的组织价值观,牢固树立服务意识

社会组织要在思想上构筑公益精神和服务理念,强化服务与责任意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组织的管理者和成员在参与协商民主过程中树立以下几种意识:第一,法制意识。树立法人意识,正确维护组织法人的合法权益,完善法人治理机制,依法接受监督管。第二,章程意识。牢记社团为实现“宗旨”所从事的业务内容和业务范围,以及社团的任务和使命。第三,服务意识。首先是服务会员、服务本行()业的发展,再就是服务政府、服务社会。服务的内容要多元,培训、咨询是服务,开展活动也是服务,搞好行为规范、加强行业自律、建立社会诚信同样是服务。第四,自律意识。要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行规行约和行业的市场规则;要根据行业特点,制定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完善和健全内部职能机构,加强会员管理和从业人员资格管理;要构建奖惩考核和激励竞争机制,对优秀人员进行奖励,对违规人员进行包括取消资格在内的处罚,促进会员自律。第五,诚信意识。社会组织要加强诚信建设,促进会员单位普遍树立诚信守法、敬业和“承诺是金”的理念,营造诚信守约的环境,建立会员单位的诚信档案。

2)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健全内部治理结构

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组织必须不断提高自律性和公信力,不断提高社会服务能力,拓展社会服务领域。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是社会组织实现协商民主目标的必要途径。社会组织规范化是指社会组织运行的正式化和正规化,也就是社会组织在日常工作和开展活动、项目等方面的行为符合行政法规和政府文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机构和制度规范化,一方面组织内部合理设置机构、科学分工;另一方面建立健全运行、财务、监督、人事管理等制度;第二,人力资源规范化,保证组织成员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专兼职比例以及专业社会和志愿者数量等的合理布局;第三,财务管理规范化。社会组织要能够合理、合法、健康

地进行组织财务管理,并有着专业的财务人员承担组织的相关业务,及时将组织的资金使用情况、接受社会捐赠情况等向社会公布,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第四,业务活动规范化。科学制定活动计划和业务发展,强调业务执行和业绩评估等。第五,诚信建设规范化。实现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敢于公开比较敏感的信息,比如资金使用情况、接受社会捐赠情况、资产状况、年度审计报告等,并保证所公开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

3)加强制度建设,优化运行监管

随着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在为社会组织“松绑”的同时,带来了诸多监管难题。人员匮乏、力量薄弱的登记管理机关该如何应对?在双重管理体制向直接登记管理的转变过程中,原有各部门的监管责、权、利关系又当如何理顺、厘清?以社会性权力形式存在的社会组织自治权本身存在着异化的可能。在我国当前社会自我组织能力有限、健康的公共权威尚未形成的状况下,这一权力更有可能以变态和畸形的形式存在。从内容上看,社会组织的运行可分为对内维护组织秩序和对外提供公共物品两方面,相应形成的法律关系包括新社会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以及新社会组织与有关公众如公共物品消费者的关系。对于前者,社会组织以集体名义做出的行为并不总是代表其成员的真实意图,有时甚至是直接违背并对成员个体带来严重损害。对于后者,在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社会组织也极有可能会滥用其优势地位,使新社会组织运行背离其应有的轨道。因此,必须加强对社会组织运行的管理和监督。

面对由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所带来的种种监管难题,建立“融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组织自律于一体的社会组织综合监管体系无疑成为破题之选”。政府监管的重点在于建立完善社会组织分类监管和协同监管体制;社会监督的重点在于建立健全舆论监督与公众监督相结合的监管体系;组织自律的重点在于实现社会组织的公开透明、规范运行,尤其是强化社会组织的对外信息平台建设,将登记管理机关实行的登记、年度检查、执法、评估的情况和社会各方面对社会组织的反映、评价及时反映在这个信息平台上,以增强组织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三)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关系整合

1. 社会组织与其他协商民主形式的关系整合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具有七层次,即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基层协商、人民团体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社会组织协商贯穿于整个协商民主体系,是其他协商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也是推进其他协商民主的条件。一方面,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群体的利益汇集体,作为“社会”的表现形式,其在协商民主体系当中具有最大的渗透性,几乎能嵌入到所有类型的协商民主渠道当中。

1)与政党协商的关系。社会组织对政党协商渠道的参与是间接的,比如通过工商联所联系的商、协会组织参与协商,再由工商联组织将其协商意见总结反馈。

2)与人大协商的关系。《意见》对人大协商的规定集中在“开展立法工作中的协商”以及“发挥人大代表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如下方面参与人大协商:一是参与到立法论证、听证、评估机制中;二是社会组织成员兼具人大代表身份的,可以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参与人大协商。

    3)与政府协商的关系。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协商,一是要熟知政府的协商事项目录,找准协商议题二是对政府决策中涉及特定群体利益的事项,社会组织可以以代表身份参与协商。

    4)与政协协商的关系。政协协商目前以会议协商为主,社会组织还没有作为一个界别参与到界别协商当中去,在社会组织成员兼具政协委员身份的情况下,以个体名义参与到政协协商当中去。

    5)与人民团体协商的关系。在《意见》中规定,人民团体要“拓展联系渠道和工作领域,把联系服务新兴社会群体纳入工作范围”。这项工作往往与社会组织工作发生交集,社会组织要主动对接人民团体的协商工作,承担起其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的作用。

    6)与基层协商的关系。就《意见》对基层协商的界定来看,主要是指乡镇、街道、村、社区、企事业单位的协商,基层协商是协商最底层和最经常出现的领域。就社会组织的分布来看,其大多数也是汇集在基层,因此基层协商是社会组织最经常参与的协商形式。“就目前而言,社会组织协商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参与国家公权力机构、政党等开展的协商,提升能力,扩大影响,增强代表性,为团结和凝聚社会打好基础,同时要加强社会组织内部协商和组织间协商,使社会组织真正成为一个独立和有特定价值的协商类型和协商渠道。”

2. 社会组织与其他协商民主主体间的关系整合

    当前我国协商民主的主体主要有以下几个:代表公共政治权利的政府组织(广义的“政府”,包含政府、政党、政协、人大、基层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代表资本权益的企业组织,代表社会特殊群体利益的社会组织、个体公民等。因而社会组织与其他协商民主主体的关系主要涉及社会组织与政府、社会组织与企业、社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等四种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三种协商主体关系,将影响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功能的正常发挥。

    1)社会组织与政府:“引导——合作”关系

当前的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管理——对抗”模式来形容。一方面政府用行政管理的方式对待社会组织,强调对社会组织的控制与监督;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则强调与政府的“对抗”与“分权”,以此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争取立足之地。这种关系不利于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协商民主作用。我们需要重构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间的关系,在资源互助的基础上,实现由直接管理向间接调控、从领导到引导、从管理到协商、从对抗到合作的“引导——合作”关系,由单一行政管理方式向有民间组织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转变。首先社会组织要服从党的领导和政府依法管理,健全与相关社会组织联系的工作机制和沟通渠道。其次,政府要充分进行智能转变,厘清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职能权限,采取“政社分开”及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增强其民间性和自主性,从而发挥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第三,社会组织要积极搭建与政府的合作平台,增进政府和社会组织沟通对话、合作互补,有序开展民主协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2)社会组织与企业:“互动——双赢”关系

从基本性质上来说,社会组织具有典型的非营利性,而企业组织的根本特征就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两者好像是冰与火之间的关系。其实不然,两者之间具有很强的互动与互补关系。首先,部分社会组织本身就是行业协会、商会、工商联等以企业组织为基本会员单位的联合体,它们本身就是服务于特定领域、行业、区域的企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可以围绕自身行业、专业、产业、学科、专题、项目、领域,更好地推动市场化优势,配置社会资源,推动行业发展环境的优化。其次,现代企业内部也允许形成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的社会组织,通过适当形式的民主协商,一方面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分担企业的部分管理任务,另一方面也可以协调职工与企业的关系,缓解矛盾冲突。第三,社会组织要借鉴现代企业的制度建设和管理方式,提高组织的运行效率,提高参与协商民主的水平。

    3)社会组织之间:“竞争——协同”关系

    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相当的对立和竞争关系,这是由各类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对象的不同所造成的。首先要正面社会组织之间的对立和竞争。坚持不同的利益立场、表达不同社会阶层的多元利益诉求正是社会组织存在的现实基础,也是社会组织能够在协商民主体系中存在和发挥作用的优势所在。良性的竞争一方面可以促进协商民主的深入开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的互相监督。其次,要善于将这种对立和竞争转化为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协同发展。多度和片面的利益表达和竞争会损害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的意义,从而损害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前景。社会组织要学会适当的利益妥协和退让,善于从竞争对手身上学习,强调双方的互补、合作和协同。“竞争——协同”的关系使得社会组织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从而促进各类社会组织专注于自身建设,形成多赢的结果,更好地参与到协商民主体系中去。

3、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整合

    社会组织内部关系整合是保证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功能有效发挥、目标顺利达成的题中之意。社会组织内部的民主管理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相互牵制原则与责任分工与合理授权原则,保证社会组织内部高效运行。

    首先,社会组织工作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方针,坚持重大事项集体讨论、通过;要实行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分工不分家;要做好决策前的情况通报工作,保证集体讨论和决策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要完善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秘书长会议等民主决策制度;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和完善各项议事规则,防止一言堂现象,尊重各种意见,防止民主程序“走过场”的现象。

    其次,在组织内部,各部门应该相互协调、配合以及监督,因此相互牵制原则有助于确保各部门与组织目标的一致性。

    第三,根据社会组织规模不同、业务范围不同,在组织内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划分不同的部门,将责任进行分解和分工,并通过授权使各个部门具体负责一项或几项事务,使不同特长的人员从事相应的工作,从而提高组织运营效率。

4、“合作共治”视域下的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关系模型

    目前,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的关系特质。这种关系特质能使社会组织向更有生命力的方向演化。它可以从更高层面对协商民主进行复杂性模拟思考,赋予协商民主以鲜活的生命体,把党政系统、人大系统、政协系统与经济系统看成共生系统的单元,通过分析其内在的相互依存、共同促进关系,构建协商民主等共同发展的价值链。因此,可以说共生是实现协商民主的一盏“明灯”。

    1)寄生关系。当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功能角色不太清晰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的关系是一种混沌状态。尤其是社会组织发展不好的情况下,其他主体必须鼓励、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必须依附于某种类型的主体拓展自己的空间,以代为职能发挥的模式,为其他主体提供有益支撑。

    2)偏利共存关系。社会组织初步发展壮大后,将会有自身的利益诉求。社会组织要在协商民主体系中发挥作用,必须积累资源、增加能力,提高的行动能力。社会组织可以以社会企业形式在帮助其他主体实现利益的同时,扩大自己利益,这种关系是偏利共生关系。

    3)非对称互惠关系。在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中,有可能形成社会组织自主发展、自我主导的发展模式,也可能出现其他主体主导下的依附性发展模式。无论谁为主导,这种关系在以互惠理念导向下呈现出非对称、非均衡的关系。尽管是非对称的,但必须以互惠为基本前提,否则影响合作共生的可能性与发展空间。

    4)对称互惠共生关系模式。当社会组织足够壮大后,自身的利益边界逐渐清晰,功能发挥更加到位,角色与地位日益凸显,社会组织才有足够力量实现其与其他主体的力量均衡,摆脱其对其他主体的资源依附,逐渐走向对称互惠的关系模式。

    (四)社会组织作用发挥的模式维持

协商民主体系是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的一体化模式,是对社会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建立一种社会组织与其他协商民主主体之间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的合作模式,形成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共同进行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等,最终促进协商民主的有序发展,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

1.优化社会组织作用发挥模式维持的社会环境

    社会组织发挥其在协商民主体系的作用,必须有一个其与其他主体的共生环境。所谓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的共生环境是指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外生条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以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互流来实现。社会组织与社会环境的双向激励是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的最佳状态,也是最为稳定的状态。

    对于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的共生系统而言,社会组织的共生环境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发展所要构建的资源流动环境、生存发展环境、制度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社会组织发展空间越大、制度建设越完善、资源流动与信息交换水平越高,社会组织与协商民主体系的双向激励就越强,也就越有利于城协商民主发展。因此,应该在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引导其参与协商民主,在参与过程中构建协商民主体系的服务开展、利益整合机制、利益表达机制、政策与决策机制、政策实施机制等,营造良好的共生环境,从而促进社会组织在经济、金融、市场、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发展、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共生进化。

2. “协商民主体系一体化”与社会组织作用发挥模式形成

    1)鼓励社会组织充当利益代言人。目前,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策体系中,社会组织是作为政府职能转移的对象与公共服务开展主要生力军来出现的。在实践领域,社会组织在民生与公益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为社会关系耦合、和谐社会构建发挥了冲突作用。社会组织在开展各类服务过程中取得了政府信任与服务对象认同,也充分了解了某一领域服务对象的生存状态与利益需求。因此,政党系统、政府系统、人大系统、政协系统及其他系统主体可借助社会组织的这一独特优势,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充当利益代言人献言献策,以倡导者角色反映服务对象需求,为服务对象增加福祉。

    2)鼓励探索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的多种形式。目前各地社会组织规模与发展水平不同,参与协商民主的意识与能力参差不齐。应该允许各地在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的形式与渠道方面进行探索,不拘一格、允许犯错的积累经验,从而为政策层面创新积累实践经验。

    3)注重经验总结与模式提炼。在众多角色与功能中社会组织的研究者的角色尤为重要。社会组织在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中有着大量丰富的实践经验,要通过开设论坛、会议等形式鼓励社会组织及科研人员积极对实践经验进行研究分析,指出利弊,总结好的做法及其推广价值。同时对于经验较为丰富、参与形式与渠道较为稳定的探索进行模式提炼,这样就会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模式。

3. 不同协商民主领域的模式及其维持

    1)积极利用立法权,将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的经验上升为法律。今年修改通过的《立法法》,将地方立法权下放到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将为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模式维持提供良好机遇。在不少地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可以从灵活的地方立法权找到法律依据,而基层实践中总结提炼的好经验、好方法又难以直接转化成法律。因此,鼓励各地利用执法权,将地方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的经验上升到法律层次,这样不同协商民主领域的模式维持更加保障有力。

   2)注重拓展协商民主领域,为模式维持提供新的活力。对于地方来讲,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有可能在某一领域有所突破。地方党政系统应该大胆探索将某一领域的经验拓展应用至其他领域,从而形成不同领域的经验模式,这样不同领域的经验探索将为模式维持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与经验。

   3)引导社会组织专业化发展,充分发挥其在某一协商民主领域的独特优势。不同的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的形式与领域不太相同,但某一类型社会组织长期服务某一人群或开展某一类型的服务,积极充当该人群或领域的利益代言人、利益整合者与利益诉求倡导者等角色,就会在该人群与领域拥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其他主体应该鼓励社会组织开展专业化服务、专门化服务,坚守自己的领域与人群,避免频繁跨界而导致的服务不精、协商民主不专业的尴尬地步。

   4)实现不同协商民主领域模式的整合。如果想让不同领域协商民主模式有着更强的生命力,必须注重将不同领域的经验模式进行比较与归纳,形成更为宏观的模式,这样各个模式之间就会互相吸纳,相互交融,塑造出社会组织体系内部经验模式的共生互惠关系。

   5)构建主体间共生空间,实现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的关系更长久。第一,形成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的政治共信。第二,打造经济共享模式。协商民主各个子系统之间应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贡献、经济利益和社会财富分配享用等方面形成一个和谐状态。第三,生态共生。所谓协商民主“生态共生”,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利益整合为基础、以法律为准则,以“整体利益”、“和谐竞争”、“平衡自利”的主体间关系规范原则,以构建社会为目标的协商民主体系。第四,达成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的社会共识。必须创造协商民主体系主体之间的基本认同,强化整体关联度与一致共识,增强一致行动能力。

    (课题组成员简介:南晗,河南大学讲师;田丰韶,河南大学副教授;赵炎峰,河南大学副教授;孙林晚,河南大学研究生;张亚玲,河南大学研究生;李润洁,武汉大学本科生;张  蕾,河南大学研究生)

 
 
 
主办方: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执法监督局) 版权所有
ICP备案编号:京ICP备13012430号-6
技术支持: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