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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慈善组织公信力评价体系

开发及应用研究

苗青等

摘  要:公信力是慈善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关乎整个慈善事业的兴衰成败。然而近年来频发的慈善丑闻和负面事件严重影响了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为重塑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本研究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开发了专门针对慈善组织的公信力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进一步将其区分为使命公信力、向上公信力、向下公信力和内部公信力四个维度。之后,为进一步验证该公信力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本研究对20名慈善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实践者进行了访谈,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152家慈善组织、66家行业协会的公信力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对比。最后,针对当前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使命缺失、能力不足以及向下公信力薄弱等问题,本研究从政府、慈善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分别提出了12条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作出贡献。

关键词:慈善组织  公信力  评价体系  利益相关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慈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截至20153月底,社会组织的数量已达61.3万个。作为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方力量,这些组织致力于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对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培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与西方公益慈善的百年发展历程相比,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面临着能力不足、人才匮乏、监管滞后等多重挑战。以透明度为例,2014年度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指数平均值27.87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降低了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也影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如何重塑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提升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慈善组织的认知不同,因此,慈善组织在公信力提升过程中应区分不同利益群体的期望和需求。基于这一考虑,本研究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开发了一个四维(使命、向上、内部、向下)的慈善组织公信力评价体系。在评价体系开发后,本研究将其应用到慈善组织的实际评估中,深入考察和分析了当前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的状况。总体而言,目前慈善组织的使命公信力亟待加强,向上公信力面临转型,内部公信力重视不足,向下公信力最为薄弱。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强化使命中心地位、重视内部能力建设以及发挥枢纽型慈善组织的作用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作出贡献。

一、慈善组织公信力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一)慈善组织Charitable Organization

从定义上看,慈善组织是公益慈善为目的、向社会弱势群体或全社会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性组织首先,慈善组织不等于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在我国,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类。其中,社会团体又分为公益性社会团体和互益性社会团体。像行业协会、商会等重视内部成员利益的互益性社团并不属于慈善组织。其次,慈善组织仅是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的一种根据美国学者弗里德曼Friedman的观点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它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只有那些从事慈善活动的非营利组织才能称为慈善组织。本研究以慈善组织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既具有非营利组织的共性(如志愿性、非营利性等),因其慈善目的和公益属性而具有其他非营利组织所不具备的独有特点。

(二)慈善组织公信力

公信力源于英文Accountability一词,指组织对自身的行为负责,并接受质询相应地,慈善组织公信力指的是慈善组织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赢得公众和社会信任的能力从该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公信力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它反映的是慈善组织与各类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功能层面上,这种互动有助于资源提供者衡量慈善组织对各类资源的使用效果;战略层面上,对公信力的评估有助于社会检验慈善组织整体目标和使命的实现程度。一般而言,功能性公信力关注的是慈善组织开展的具体项目和活动,可以通过正式的规则和标准加以衡量,而战略性公信力的关注焦点则是慈善组织所倡导的价值观和服务理念,往往无法使用统一的标准进行精确的测量。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公信力

根据美国学者弗里曼(Freeman(1984)的定义,利益相关者能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受组织目标影响的群体及个人。对慈善组织而言,其目标是公益慈善和社会价值最大化。以该使命为中心,慈善组织需要满足多个利益相关者的竞争性需求,以维持自身的公信力。学者们根据这些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特点,将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概括为向上(upward)、向下(downward)和内部(inward)三类(如图1-1所示)。其中,向上公信力面向的是慈善组织提供支持的各类赞助者,如政府、基金会其他慈善组织他们关注将指定款项用于指定用途向下公信力面向的则是慈善组织向其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个人或组织,除弱势群体等直接受益人也包含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等间接受益人,他们关注的是慈善组织对公平、正义等理念的实践与前两类不同,内部公信力面向的是组织内部的员工、管理者和理事会,这些主体更加关注组织的内部管理及整体目标的实现

 

(一)构建原则

评价体系的建立是慈善组织公信力评价的核心和关键。由于该体系由一系列可量化的指标构成,指标选取是否合理将直接关系到最终结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为提高公信力评价的科学性,本研究在指标体系构建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 全面与典型性原则

在指标设计时,本研究力求每一指标都能反映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某一方面,同时,又从整体上避免不同指标间的重复。在保证整个评价体系有效性的前提下,本研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指标,以使指标体系简洁、明了。

    2. 系统性原则

慈善组织公信力评价体系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该体系内部既存在相互制约的横向联系,也存在相互包含的纵向联系。因此,我们将通过将总指标分解为次级指标的方式,反映出公信力评价体系内部的逻辑关系和层次结构。

    3. 可操作性原则

公信力评价体系的指标都可采用量化的方法进行度量和计算,转化为可比较的数字形式。无论是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目前现状,还是不同组织之间的对比分析,都可通过本量表的得分进行深入的分析。

    4. 实用性原则

慈善组织公信力评价体系只有应用于实践才能从根本上发挥作用。因此,本研究力求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能够真正用来评价慈善组织的公信力状况,从而引导慈善组织采取措施提升自身的公信力。

(二)指标遴选

为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本研究在指标选择时既参考了已有的理论文献,同时又借鉴了国内外典型慈善组织的实践经验。除此以外,本研究还通过访谈对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维度、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 文献法

公信力评估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如,2003年非营利组织NPO信息咨询中心发起制订中国非营利组织NPO公信力标准,共10条标准24款,内容涵盖合法性、使命、信息公开、财务透明、项目评估等十个方面。2008年,《中国公益性非营利组织自律准则》出台,内容包括使命、利益冲突、内部治理、筹资、财务、项目、人员、协作关系和信息公开九个方面。此外,石国亮(2012)针对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提出了合法性、诚信度、绩效、主体品格、社会使命感、专业程度六个维度总体而言,这些评价体系没有考虑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同时存在针对性不强、考核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但它们仍然可以为慈善组织公信力评价提供参考。

    2. 国内外实践经验

    目前,国际上有很多慈善组织开始关注公信力的评估。总体而言,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于公信力评估的慈善组织较少,但仍有一些先例和开创者,其中尤世界信任组织One World Trust)和国际行动救援组织(Action Aid International)最为典型。世界信任组织每年都有一个全球问责报告,其所用的指标体系中,利益相关者参与是一个重要的一级指标,此外还包括战略、透明、评估与投诉等指标。国际行动救援组织也将公信力评估作为推动组织变革的一种方式,通过年度参与式回顾和反思过程Annual Participatory Review and Reflection Processes,简称PRRPs,吸纳各个层次的利益相关者对其项目进行评价,其中,特别强调弱势群体的参与。这种全方位的公信力评估体系有助于组织更好地分析和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从而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相对而言,国内慈善组织比较偏重对透明度的评估,如USDO自律吧推出的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指数(China Grassroots Transparency Index,简称GTI),广泛应用于民间组织透明度的测量中。

    3. 访谈法

    鉴于慈善组织公信力评价标准不统一,且较少考虑相关利益群体的差异,本研究自5月开始,共历时4个月,访谈了饶锦兴(深圳社会组织研究院)、忻皓(浙江省绿色科技文化促进会)、陈洁(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等20位专家学者及优秀实践者(具体名单见附录4),进一步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受篇幅所限,在此仅列出几个主要观点(其他内容详见附录3):

 

……一个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具体表现是四个方面首先是财务的公信力,要用规范的会计制度,要有按时的财务报告,财务要做到公开透明规范第二是法律的公信力,要遵守法律法规依法办事,能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第三是项目的公信力,主要表现是做项目要跟机构的使命相符合,资金的使用要符合捐赠人的意愿,要讲究有效性、规范性和安全性,要讲究项目的绩效成果,实实在在给服务对象带来变化和收益第四是程序的公信力,社会组织要跟利益相关方、捐赠方、合作伙伴做好及时的沟通交流,要讲究效率,要讲究公开透明……

 

……利益相关者对公信力四个方面的关注程度是不同政府关注的是慈善组织是不是遵纪守法,资金使用是否规范资助方关注的是慈善组织资金使用是否有效,是不是有实际的成果,能不能跟资助方保持及时的沟通受益更关心慈善组织资金使用后能不能帮助解决问题,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能不能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合作伙伴更关注合作过程中慈善组织能不能做到言行一致……

 

……慈善组织要有公信力,第一个问题是必须要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慈善组织及其项目有什么期待第二个问题,如果慈善组织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使他们失望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第三个问题,为了能够满利益相关者的期待慈善组织必须做什么……

 

(三)慈善组织三级公信力调查量表

公信力调查量表的一级指标主要来源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以使命为中心(使命公信力),同时包含了赞助者(向上公信力)、组织人员(内部公信力)和受益者(向下公信力)三类不同的利益群体。二级指标较多地参考和借鉴了中国非营利组织NPO公信力标准》、《中国公益性非营利组织自律准则》及相关学者的理论文献,并在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归纳和整理。三级指标则主要源于国内外慈善组织公信力评估时所使用的具体量表。经过指标遴选后,慈善组织公信力评价体系的调查量表(详见附录1)共包含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以及85个三级指标(如表2-1所示)。为全面反映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状况,本研究在问卷调查部分并未对该量表进行删减,更具科学性和便于使用的简易量表将在本报告第四部分进行讨论。

2-1  慈善组织三级公信力调查量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及其说明

三级指标

使命

公信力

公益性

慈善组织以服务公共利益作为其使命和目标

6

合法性

组织的运行符合法律法规、社会规则及道德准则

8

内部

公信力

治理与管理

慈善组织具有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

8

财务管理

慈善组织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合理使用资产

8

人力资源管理

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具有必要的专业技能

10

向上

公信力

筹资行为

慈善组织依法进行筹资活动,具有较强筹资能力

13

项目运行

慈善组织规范地开展项目和活动

9

信息公开

慈善组织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布信息

6

向下

公信力

受益群体参与

受益群体可以参与慈善组织的项目、活动、决策

7

社会影响

慈善组织促进了社会服务的提供及公平、正义

10

(四)权重确定

完整的公信力评价体系不仅包含各个评价指标,还需要为每个指标赋予权重。权重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评价体系中所占的比重。权重越高代表该指标越重要。其中,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作为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经常应用于公信力指标权重确定的过程当中。

2-2  慈善组织公信力二级指标层次单排序

二级指标

使命

治理

财务

人资

项目

筹资

公开

参与

影响

权重

使命

1

2

3

3

2

3

2

3

2

0.2256

治理

1/2

1

2

2

1

2

1

2

1

0.1276

财务

1/3

1/2

1

1

1/2

1

1/2

1

1/2

0.0660

人资

1/3

1/2

1

1

1/2

1

1/2

1

1/2

0.0660

筹资

1/3

1/2

1

1

1/2

1

1/2

1

1/2

0.0660

项目

1/2

1

2

2

1

2

1

2

1

0.1276

公开

1/2

1

2

2

1

2

1

2

1

0.1276

参与

1/3

1/2

1

1

1/2

1

1/2

1

1/2

0.0660

影响

1/2

1

2

2

1

2

1

2

1

0.1276

根据层次分析法,公信力评价体系的权重确定可分解为由目标层和准则层构成的递阶层次结构。为实现评价结果最优化的目标,我们邀请了徐本亮(上海市慈善教育培训中心)、陈小德(浙江省民政厅)、周伟华(杭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等22位专家学者对调查量表中的二级指标进行两两排序,1代表两指标同等重要3代表前一指标比后一指标稍重要2介于两者之间。在此过程中,鉴于公益性和合法性两个二级指标间存在较高的重叠,本研究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将其合为“使命“一个指标,故而二级指标由10个缩减为9个。表2-2为公信力评价体系二级指标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及层次单排序,其中,权重通过和法进行计算。

为保证矩阵在逻辑上的合理性,本研究还对其进行了一致性检验。经计算,一致性比率CR=CI/RI=0.001<0.1,因此,公信力二级指标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也即,经过层次分析法得到的指标权重是可以接受的。

 

三、慈善组织公信力评价体系的应用及结果分析

 

在指标体系开发后,我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目前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现状进行了调查本次调查历时两个月(7-8月),范围覆盖了浙江省的宁波、杭州、温州等地,调查对象主要为慈善组织的内部人员,包括管理者及员工。从问卷发放数量及回收率上看,宁波发放问卷48份,回收42份,回收率为87.5%;杭州发放问卷102份,回收94份,回收率为92.16%;温州发放问卷85份,回收74份,回收率为87.06%;其他地市共发放17份问卷,回收14份,回收率为82.35%。总体而言,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52份,回收224份,总回收率为88.89%,去掉无效问卷6份后,总有效问卷数量为218份。

 

从样本分布上看,218份有效问卷中,慈善组织152家,行业协会、商会66(如图3-1所示)。虽然行业协会、商会属于互益性社团,并不属于慈善组织,但它与慈善组织的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状况。在慈善组织内部,本研究进一步区分了服务型慈善组织(111家)和支持型慈善组织(41家),其中服务型慈善组织主要向弱势群体和社会提供服务,支持型慈善组织则主要为慈善组织提供服务和支持,包括基金会、孵化器、专业服务及枢纽型慈善组织。

(一)慈善组织发展特征

    1. 发起背景

从发起背景看,152家慈善组织中个人联合发起的组织最多,占46%;其次为官方发起组织,占30%;企业(家)与高校发起的组织相对较少,仅占20%左右(如图3-2所示)。由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民间公益慈善组织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这反映了中国慈善事业回归民间的整体发展趋势;但同时,政府主导的慈善组织仍然占有较大比重。作为慈善组织,其最重要的特点是社会性、民间性和自愿性,因此,如何助推民间慈善发展、推进官办慈善改革是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2. 发展阶段

       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高低与其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我们在调查时也充分考虑了慈善组织发展阶段对其公信力的影响。一般而言,刚刚创立的组织规模较小、资源有限,公信力水平往往较低;随着组织规模扩大,其组织结构不断完善,各项制度越来越健全,项目运行的效率也逐渐提高,公信力水平自然而然也随之提高;当组织竞争力丧失、发展停滞,进入转型期时,公信力也会不断下降。因此,在分析慈善组织公信力时应充分考虑不同组织间发展阶段的差异,不能用同样的标准要求所有的组织。如图3-3所示,大部分慈善组织处于初创期(37%)和成长期(36%),也有22%的慈善组织运行稳定,进入了成熟期。萌芽期和转型期的慈善组织数量最少,只有5%左右。

 

 

 3. 资金来源

资金是慈善组织有效运行的关键,资金不足会严重影响慈善组织的服务提供及活动开展。本研究运用五点李克特量表对慈善组织资金来源的依赖程度进行了测量,1代表“不依赖”,5代表“非常依赖”。结果如图3-4所示,慈善组织对政府资助或政府项目购买较为依赖,其平均分为4.05,远高于其他程度eng du﷽﷽﷽﷽﷽﷽﷽﷽﷽﷽﷽﷽﷽﷽础上将其何谓“适应资金来源。这一方面显示了政府对慈善组织发展的支持,另一反面也说明当前慈善组织的自我生存及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除此之外,慈善组织的资金来源也呈现出一种逐步多元化的趋势,企业赞助、社会捐赠,甚至自营收入都占有一定的比重,但与政府资助相比所占比例较为有限。慈善组织要实现长远发展,应当不断拓展和丰富其资金来源,并且逐步提高自我造血能力,实现从输血式公益向造血式公益的转变。

 

(二)公信力总体状况

根据前文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权重,以100分为满分,可得152家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平均分数为88.12分(如表3-1所示),中位数为89.48分,众数为87分。而根据《2014年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指数榜单》,中国民间公益组织透明指数的平均值仅为27.87分,处于“不及格”状态。两者相比,显示出目前慈善组织对自身的公信力状况过于自信,但其整体公信力状况却处于偏弱状态。如何将这种内部的自信转化为外部公众的信任成为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3-1  慈善组织公信力总量表得分

满分

量表

实际得分

22.56

使命

20.47

12.76

治理

11.30

6.6

财务

6.20

6.6

人资

5.57

6.6

筹资

5.33

12.76

项目

11.43

12.76

公开

11.43

6.6

参与

5.27

12.76

影响

11.12

如上表所示,整个公信力量表由高分段(22.56分)、中分段(12.76分)和低分段(6.6分)三部分构成。分数的高低从侧面反映出不同指标对公信力的影响存在差异,分数越高,影响越大,反之,影响越小。具体而言,高分段由使命这一指标构成,占整个量表总分的22.56%;中分段由内部治理、项目运行、信息公开和社会影响四个指标构成,占总量表分数的51.04%;低分段由财务、人资、筹资以及受益群体参与四个指标构成,占比26.40%

使命对整个量表分数的影响最大,这主要由于慈善组织是使命导向型组织,公益性与合法性是一个慈善组织所应具有的基本特征。内部治理、项目运行、信息公开和社会影响四个指标对量表分数的影响次之。为实现目标和使命,慈善组织必须健全内部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同时高效地开展项目和活动,并具有较高的透明度,进而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相比之下,低分段的指标影响稍微薄弱,但仍是慈善组织提升公信力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三)利益相关者差别

慈善组织处在一个动态的发展环境当中,不同利益相关者有不同的期望和需求。一般而言,慈善组织会优先满足捐赠者和政府的需求,因为他们提供了组织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资源;组织内部员工与理事会的需求次之,最后是受益群体的需求。图3-5也反映出这种趋势,面向资源提供者的向上公信力得分最高(28.19),其次是内部公信力(23.07),面向服务接受者的向下公信力得分最低(16.36)。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慈善组织的“使命偏移”(mission drift),即慈善组织更关注资源获取,而不是社会目标的实现,偏离了其最初的使命。

 

  1. 使命公信力亟待加强

使命是慈善组织的灵魂所在。有清晰的公益使命,慈善组织才会有明确的发展方向,才能保证发展的连贯性,而不必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发展战略。然而,现实中很多慈善组织忽略了使命的中心地位。它们更加关注慈善组织短期目标的实现,重视项目的产出和成果,却忽略了长期影响和最终使命。事实上,使命是慈善组织公信力评估的基本准则,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及外部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使命却是相对恒定的。慈善组织公信力评价只有基于使命才能更好地平衡多利益相关者的竞争性需求。

    2. 向上公信力面临转型

从组织生存的角度看,资源提供者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慈善组织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以政府为例,它与慈善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将提供公共服务、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委托给慈善组织来承担,并为其责任的履行提供资源支持。作为代理方,慈善组织有义务对政府负责,向其提供报告来解释和说明自己的行为。但政府目标的实现,并不能保证慈善组织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也无法保证其他利益相关者目标的实现和满足。所以,如果慈善组织只满足主要利益相关者(如政府)的期望,只重视向上公信力的提升,而忽视内部公信力和向下公信力,会导致整个公信力评价体系的失衡,不利于慈善组织的长期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3. 内部公信力重视不足

慈善组织不仅要获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也要获取内部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员工与理事会认可与否直接影响慈善组织内部公信力的高低。现实中,很多慈善组织忽略自身能力建设,导致组织内部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如果慈善组织的内部公信力过低,将影响其外部服务的有效提供。因此,慈善组织应重视内部能力建设,决策过程做到科学、民主,尤其要发挥使命对内部人员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4. 向下公信力最为薄弱

向下公信力面向的主要是慈善组织的服务接受者,包括直接受益群体和间接受益群体。作为服务的接受方,他们的利益和需求直接关乎慈善组织的使命实现。如一家慈善组织旨在解决残疾人的就业和社会融入问题,那么只有当残疾人的需求得到满足时,我们才能说该慈善组织实现了其最终目标。因此,关注向下公信力有助于慈善组织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受益群体,从而将整个组织的关注点从财务可持续性转移到社会价值最大化。

(四)公信力9个维度

除对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总量表和一级指标进行分析外,本研究还对各个二级指标的平均分进行了横向对比,以更全面地透视和剖析目前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状况。总体而言,9个指标的平均分为4.34,其中,人力资源管理、筹资活动和受益群体参与三个指标明显低于平均分(如图3-6所示),成为制约慈善组织公信力提升的三大瓶颈,需引起慈善组织和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为有效促进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提升,本研究对这三个短板进行了逐一分析。

 

    1. 受益群体参与相当有限,成为影响公信力三大短板之首

受益群体参与是所有指标中得分最低的指标,只有3.99分。很少有慈善组织会将其服务对象纳入到组织的管理和决策过程当中。但其实,受益群体的参与对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参与过程中,受益群体会更加了解组织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是他们对慈善组织产生信任的基础。而且慈善组织也可以通过受益群体的反馈和建议,改进组织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提升其决策的正确性。因此,慈善组织应该将受益群体参与作为其提升公信力的重要突破口。

    2.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尚未健全,制约公信力有效提升

人力资源对慈善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它却是内部公信力三个指标中唯一低于平均分的指标,得分仅为4.22分,说明建立规范的人事管理制度是慈善组织提升公信力的当务之急。与营利组织相比,慈善组织的薪酬和福利水平较低,因此,如何吸引和保留高素质的人才是慈善组织面临的重要难题。除此之外,慈善组织还有较多的兼职人员和志愿者,由于他们工作的业余性和临时性,增加了慈善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难度。为此,慈善组织应加强对组织相关人员的培训,使他们认同组织的使命和价值观,对组织保持较高的承诺。

    3. 筹资活动能力低下,严重阻碍公信力建设

慈善组织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但如图3-6所示,慈善组织筹资能力的得分仅为4.04分,远低于财务管理的平均分4.7。这说明慈善组织在资金管理方面的能力较强,而在资金筹集方面的能力却有待提升。首先,在筹资活动前,慈善组织应制定合理的筹资计划,对不同的筹资方式进行评估;在筹资活动中,慈善组织要确保其行为与组织的使命和目标相一致,并尊重捐赠者的合法权益,定期向捐赠者提供报告。最重要的,慈善组织要不断拓展其资金来源渠道,这样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五)公信力强弱分析

为使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提升更有针对性,我们对具体的三级指标也进行了分析,试图找出二级指标内部的细微差异。图3-7列出了二级指标内部的最高值与最低值(所有三级指标的得分详见附录2)。总体而言,筹资能力这一指标内部最高分与最低分的差异最大,达到1.78分;而内部治理这一指标内部的高低差距最小,仅为0.19分。慈善组织应不断缩小三级指标间的差距,这样才能达到整体最优的目标。

    1. 使命

在该指标的14个题项中,最高分为本组织的运行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4.91),说明大多数慈善组织具有较强的合法性。相对而言,慈善组织的独立性则较弱(3.97,反映出其自主管理、组织决策的能力相对不足,这也是影响其公信力的重要因素。

 

  2. 内部治理

内部治理8个题项的最高分为本组织具有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4.56,这是大部分慈善组织注册时所需的条件之一,然而,理事会建立之后的职责行使却成为很多组织内部治理过程中的难题(4.37分),如何做到理事会与运行团队各司其职、分工合理,是慈善组织提升公信力时应当重视的关键点。

    3.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8个题项的最高分为本组织不存在侵占组织资产的行为4.88,该得分在所有指标中处于较高水平,反映出慈善组织在运行过程中能合理运用其资金,但在财务信息的公布方面则稍有不足,不能按时向社会披露其财务报告(4.53分)

    4.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10个题项的最高分为本组织的领导者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4.60,也就是说,目前慈善组织管理者的素质和能力较高,相比之下,志愿者管理则成为影响慈善组织公信力的主要问题(3.79。慈善组织本身人员不足,需要志愿者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应加强对志愿者的招募、培训及管理。

    5. 筹资行为

筹资行为13个题项的最高分是本组织资金来源合法4.68,也即慈善组织的筹资活动遵循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然而,在筹资能力建设上慈善组织则稍显滞后,较少制定筹资计划,建立筹资团队的组织更少(2.90分)。从整体上看,该指标同时也是所有指标中的最低分。

    6. 项目运行

在项目运行9个题项中,慈善组织对项目资金的使用较为合理(4.61,但从整体来看,慈善组织缺乏系统的项目管理制度(4.28。一般而言,项目的运行包括设计、实施、监督和评估这样相互连接的几个过程。相对而言,慈善组织较为重视项目的实施,对设计、监督和评估这几项程序则重视不足。

    7. 信息公开

在信息公开6个题项中,大部分慈善组织能做到公开的信息真实、准确(4.76,但在信息公开平台和渠道的建设上却相对滞后(4.29。目前,信息公开的渠道有网页、微信、微博和纸质刊物等,慈善组织应该实现信息公开渠道的多元化,其中,尤其要注意对网络平台的运用。

    8. 受益群体参与

受益群体对慈善组织的参与存在着一定的等级差别。具体而言,在提供反馈和建议方面受益群体的参与度是比较高的(4.31,但是在项目管理、尤其是组织决策方面受益群体的参与往往相当有限(3.55

    9. 社会影响

就社会影响而言,慈善组织的行为往往可以体现其社会目标和社会责任(4.83,但在实质影响方面慈善组织的作用仍有待加强,如在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推动社会创新和社会变革等方面,慈善组织组织的得分只有3.94分。

(六)公信力比较分析

    1. 慈善组织公信力高于行业协会,支持型慈善组织发挥引领作用

从组织类型来看,不同组织间的公信力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整体来看,支持型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水平最高,平均分为4.44;服务型慈善组织次之,平均分为4.35;最后是行业协会,平均分为4.33(如图3-8所示)。这体现出支持型慈善组织在公信力建设方面的引领作用,也反映了慈善组织比行业协会等互益性组织具有较高的公信力。本次调查中有相当一部分支持型慈善组织属于枢纽型组织,这些组织在同类别、同性质的慈善组织中处于龙头地位,有助于带动慈善组织整体实力的提升。

 

具体而言,支持型慈善组织除使命、受益群体参与这两个指标与服务型慈善组织相近外,其他指标均高于服务型慈善组织。行业协会在内部治理与财务管理方面的平均分均高于慈善组织,这主要由于行业协会历史发展悠久,故而治理结构更加完善,财务上也更加规范。信息公开方面,行业协会的得分高于服务型慈善组织,低于支持型慈善组织。除这几个指标外,行业协会在其他指标上的平均分均处于最低水平,明显体现出其与慈善组织在公信力上的差距。

    2. 官方与非官方慈善组织公信力各有差异

 

慈善组织的发起背景对其公信力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图3-9所示,本研究分析了官方背景与非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在公信力上的区别。整体而言,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在公信力得分上稍低于非官方组织,前者的平均分为4.3,后者为4.4。从具体指标上看,政府主导的慈善组织在财务管理方面稍强,但内部治理、人力资源、筹资能力与项目运行几个指标的得分则低于非官方组织。其他指标的得分上二者不相上下。

四、慈善组织公信力评价实用工具

 

为便于慈善组织使用,本研究推出了更具实用性的简易量表,并通过信度及效度分析对该量表的科学性进行了验证。总体而言,本量表简便易行,既有助慈善组织对其公信力进行自评,也可用于利益相关者对慈善组织的评价,是本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一)简易量表

慈善组织公信力评价的简易量表共包含4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54个三级指标(如表4-1所示)。

4-1  慈善组织公信力评价简易量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使命

使命

体现了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行为符合社会规则和一般期望

以服务公共利益作为使命和目标

以使命和目标为基础开展工作

用使命和目标来评估组织的表现

注重目标实现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内部

公信力

内部

治理

内部治理结构健全(如理事会、监事会或管理委员会等)

决策过程科学、民主

理事会、监事会或管理委员会按规定履行义务,忠实行使其职权

理事会、监事会或管理委员会与运行团队各司其职、分工合理

内部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较为完备

管理和运行具有计划性(如制定年度计划和发展规划)

财务

管理

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包括会计核算、控制和审计等)

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如实记录组织的各项活动

根据使命和业务活动的范围使用财产

票据使用合理规范

财务人员配备合理

不存在侵占、私分或者挪用组织资产的行为

人力资源

管理

工作人员具有必要的专业技能

工作人员认同组织的使命,对组织具有较高承诺

拥有与业务开展相适应的工作人员

通过培训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拥有与业务开展相适应的志愿者队伍

对志愿者的招募、管理和培训都比较完善

向上

公信力

筹资

行为

筹资渠道较为多元

筹资活动中,尊重捐赠者(甲方)的合法权益

将筹资成本控制在较低的范围内

资金使用符合捐赠者意愿,不会擅自更改款物用途

会定期向捐赠者提供捐款使用情况的报告

筹集的资金能满足其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项目

运行

有系统的项目管理制度(包括项目设计、实施、评估等)

项目(活动)以社会需求为基础

项目(活动)过程中能较好地整合资源,具有较高效率

项目(活动)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

项目(活动)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项目(活动)提供的服务质量水平较高

信息

公开

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布信息

拥有广泛的信息公开平台和渠道(如网页、微信、微博等)

公布的信息全面而完整(包括机构、财务、项目信息等)

公布的信息真实、准确

具有较高的透明度

通过合适的方式回应公众的质询

向下

公信力

受益群体

参与

受益群体可以参与项目的设计、实施、监督和评估过程

受益群体可以获得组织的相关决策信息

受益群体可以影响组织的决策

受益群体可以通过有效的方式向组织提供反馈

受益群体积极参与组织的活动

受益群体会为组织提供各种支持

社会

影响

很好地提升了弱势群体的能力(如技能、培训等)

促进了弱势群体的改变(如收入、机会、信心等)

促进了社会服务的提供

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

推动了社会变革(如政策建议等)

推动了社会创新

(二)信度

本研究通过克隆巴赫系数来检验公信力简易量表的的内部一致性水平。一般而言,总量表的信度系数应在0.80以上,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应在0.70以上。如表4-2所示,使命等分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均大于0.7,总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也大于0.8说明公信力简易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4-2  公信力简易量表信度

量表

Cronbach's Alpha

项数

分量表

使命

0.756

6

治理

0.897

6

财务管理

0.885

6

人资管理

0.829

6

筹资行为

0.861

6

项目运行

0.899

6

信息公开

0.852

6

社会参与

0.872

6

社会影响

0.831

6

总量表

0.943

54

(三)效度

具备信度的量表不一定具备效度,因此,在做完信度分析,我们还对公信力简易量表进行了效度分析。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来检验慈善组织公信力简易量表的结构效度。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我们首先采用KMO检验和巴特利(Bartlett)球体检验来验证数据是否适合因子分析。一般而言,KMO 值在0.7以上,巴特利球体检验统计量中的 sig 值(即 p 值)小于0.05时,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如表4-3所示,公信力简易量表的KMO 值为0.876,高于0.7,巴特利球体检验的结果p0.000<0.05,说明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最后,本研究采用主成分法提取因子,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9个因子共能解释总方差变异的70.532%

4-3  KM0Bartlett 球体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度量

.876

Bartlett 球体检验

近似卡方

7832.104

df

1431

Sig.

.000

 

 

五、慈善组织公信力提升对策建议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的生命线,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慈善事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然而,目前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水平却处于整体偏弱状态[i]。官办色彩浓厚、筹资能力较弱、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较低等问题直接影响了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为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本研究从政府、慈善组织和社会三个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分别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

作为慈善组织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政府在在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但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慈善组织发展过程中存在职能的缺位与越位,表现为过度干预、准入过严、监管不力和缺乏扶持等。为重塑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政府要做好角色定位,承担好“让渡空间、构建枢纽、出台法律、促进公开、加强监管、提升能力”六项职能,不断引导慈善组织向专业化、规范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1. 让渡空间

1)针对问题:官办色彩浓厚

目前,我国的慈善组织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和民间组织两类。其中,前一类慈善组织由政府自上而下发起成立,官办色彩最为浓厚,从组织管理、资金筹集到人员配备等各方面都受到政府的干预。民间慈善组织虽然独立性较强,却由于准入门槛过高及自身能力不足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受到政府的制约。这种政府职能的过多介入一方面导致慈善组织缺乏自主性,阻碍了它们自主开展活动;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其他利益相关者对慈善组织的监督,使慈善组织只对上负责而不对公众和社会负责

2)对策建议:为民间慈善组织发展让渡空间

首先,政府应加快官办慈善组织的“去行政化”改革,推动官办组织实现自我转型,以构建新型的政社关系,还原公益组织民间化的本色。具体而言,官办慈善组织可借鉴广东行业协会改革的经验及做法,实现“五自四无”[ii]提升自主决策、自主管理和自主发展的能力。其次,政府要对官办慈善组织进行“去垄断化”改革,平等对待官办和民办慈善组织,为它们的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如,逐步取消官办慈善组织所享有的特权和各项优惠政策,放开民间慈善组织的公募资格,扩大享受税收优惠的公益组织范围等。最重要的,政府要进一步降低慈善组织的注册门槛,以激活民间力量创办慈善组织的热情,促进慈善组织的全面发展。这样即可实现官办组织与民办组织的互补,又可形成一种二者相互竞争的局面,通过民间公益的发展倒逼官办公益改革,最终提升整个慈善行业的发展水平。

    2. 构建枢纽

1)针对问题:慈善组织能力欠缺、管理分散

近年来,我国的慈善组织呈爆发式增长,然而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组织面临资源匮乏、能力欠缺等问题,致使其发展规模受限,难以有效发挥扶贫济困、社会救助的作用。而且很多草根组织由于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游离于现有的法规体系和管理体制之外,缺乏必要的监督。此外,在取消双重管理体制之后,慈善组织与政府之间也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沟通交流机制。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枢纽型慈善组织应运而生。

2)对策建议:发挥枢纽型组织的作用

枢纽型慈善组织是支持型慈善组织的一种,在政府与其他慈善组织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同时,它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和服务功能。由于本身就是社会组织,所以枢纽型慈善组织更加了解慈善组织的发展规律,可以更好地整合公共资源,为中小型的慈善组织提供项目和资金上的支持。而且由枢纽型慈善组织代替政府对慈善组织进行管理、服务和指导,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政社分开、管办分离,也更有助于增强社会组织之间的凝聚力。此外,本研究的数据也进一步证明了枢纽型慈善组织较一般服务型慈善组织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因此,政府应进一步支持枢纽型慈善组织的发展,设立专项资金,加大扶持力度,充分利用其中间角色,推动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3. 出台法律

1)针对问题:缺少规范的法律

现阶段,我国与慈善组织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公益事业捐赠法》及相关部门制定的规章等。由于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链接,整个慈善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既影响了慈善组织的合法地位,也降低了公众对慈善组织的接受和信任程度。因此,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亟需出台一部统一的《慈善法》,对慈善组织的运作进行规范,为其提供法律支持。

2)对策建议:加快完善慈善立法

2005立法建议提出至今,《慈善法》的出台过程已历时10年。作为一部慈善事业的基本法,《慈善法》应在确保慈善民间属性的基础上,涵盖慈善的组织、行为、支持及监督等方面,尤其要对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比如,何为慈善组织或公益组织。目前,慈善组织的范围往往局限于基金会和社会团体,它们也可申请公益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而民办非企业单位则被排除在外。因此,即将出台的《慈善法》应完善公益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和免税资格的相关标准。除此之外,也要对慈善组织的内部管理机制、信息公开义务和资源筹集行为等方面作出清晰而明确的规定。

    4. 促进公开

1)针对问题:透明度较低

信息公开程度是影响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要因素。但正如本研究的数据所示,目前慈善组织虽然能够真实地公开信息,但其信息公开的范围非常有限,建立信息公开平台的动力也较为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慈善组织资源有限,信息公开需要组织支付额外的成本,增加了组织的支出;二是当前的政策法规没有对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义务作出强制性的规定,公开与否完全取决于组织的自觉。所有这些问题导致我国慈善组织的透明指数一直处于不及格状态。

2)对策建议:建立信息公开的标准及平台

首先,即将出台的《慈善法》或其他法律法规应对确定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标准,包括信息公开的内容、范围以及程序等。这其中财务信息是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重点,也是当前信息公开过程中的弱点。财务不透明严重影响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和支持水平。因此,资金用途、年度财务报告、项目信息等内容应成为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重中之重。其次,民政部等有关部门应对慈善组织进行必要的培训,指导其建立信息公开平台,并为其提供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除此之外,信息报送平台的建设也尤为重要,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由省市一级开始,逐步建立覆盖全国的慈善组织捐赠信息报送制度及报送网络。

    5. 加强监管

1)针对问题:监管不力

监督和问责机制的有效发挥能为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提升提供有力的保障。然而目前政府在慈善组织的监管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职能缺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准入轻监管”,政府作为登记管理机关往往将重点放在准入门槛的设置上,对慈善组织的日常运行则缺乏关注,现在采取的年度检查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发现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二是缺乏对慈善组织失信行为的具体规定及惩罚措施,如慈善组织出现背离自身使命、违反约定使用捐赠款物等行为,政府往往无法有效地进行查处;三是缺乏第三方评估和行业自律机制,慈善行业既缺乏专业机构的评价及指导,又缺乏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能力。

2)对策建议:健全监督与问责机制

第一,政府部门要建立健全并落实日常监督检查制度,围绕慈善组织的日常活动与使命等对其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在此过程,应明确各监管主体的职责,使民政、财政及税务等部门分工明确、相互配合,以有效行使监管职能。第二,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强化对慈善组织的法律问责如慈善组织存在违法乱纪行为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目前,很多省市都推出了《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暂行办法》与《社会组织失信行为记录标准》,应在实践中将其落到实处。第三,要培育独立的专业组织、慈善行业协会等新的监管主体,大力扶持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发展,支持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规范进行行业自律与行业监管这样既能节省政府部门的监管成本,又可提升慈善组织及整个慈善行业的公信力。

    6. 指导能力

1)针对问题:能力指导不足

目前我国慈善组织的数量急剧增长,然而能力建设却相对滞后,这与政府的支持和指导力度不足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一般而言,慈善组织对外开展的项目可获得较多的政府资金支持,如政府购买服务或公益创投等。但慈善组织内部的人才培训、规划制定等得到的实质性帮助却极为有限,尤其是民间慈善组织。此外,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绩效评估较多侧重项目的产出及结果,而忽略了项目开展的过程及其产生的长远影响,这种评估取向长期而言也不利于慈善组织的能力提升。

2)对策建议:支持慈善组织进行能力提升

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本质上其实是人的能力建设,涉及其内部成员的素质提升与能力优化。首先,政府应支持高等院校开设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培养可以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高素质人才;其次,政府可以通过工资补贴和岗位购买的方式提升公益行业的工资待遇,加上完善的福利和社会保险政策,进一步增加慈善领域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除此之外,聘请专家学者对公益人才进行培训,建立全球性的慈善组织交流和学习机制,也能提升慈善行业的整体素质及能力。在绩效评估方面,政府应引进一些过程及影响评估机制,对慈善组织项目实施的过程和影响进行评价,从而引导慈善组织不断提升其绩效及能力。

(二)慈善组织

慈善组织解决公信力危机的关键在于内部的制度、能力及组织建设。结合本研究在调查中的发现,使命偏移、能力不足和形式导向是当前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慈善组织应结合其所开展的项目及活动,将内部的能力建设与组织的发展有机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公信力。

    1. 坚守使命

1)针对问题:使命偏移

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是慈善组织的基本特性。成立之初,大部分慈善组织都在章程中规定了自身的公益使命和宗旨。但实践中,很多组织的使命往往不够清晰和具体,无法获得组织成员的认同,增强组织的凝聚力。此外,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还有一些慈善组织在利益的驱使下逐渐背离了最初的使命,用公益的名义谋取私利。无论是使命缺失,还是使命偏移,都不利于慈善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也影响了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

2)对策建议:强化使命中心地位,建立自律机制

以使命为中心是慈善组织获取公信力的前提和保障。首先,慈善组织要将使命与组织的发展相结合,以使命为基础开展工作,并将其作为组织决策以及绩效评估的基本前提。其次,使命还是吸引和保留员工的重要资源。慈善组织要加强对内部员工的培训,使其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从根本上对组织的目标和使命产生认同,增强对组织的承诺。此外,内部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是确保慈善组织坚持以使命为导向的重要措施。慈善组织要增强自律意识,用规范的制度为其使命保驾护航。

    2. 专业发展

1)针对问题:专业能力欠缺

慈善组织要实现长远发展,专业化是其必然趋势。然而,专业能力不足是我国慈善组织面临的普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过系统培训,具有公益慈善专业知识的人才极为缺乏。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多为兼职人员及志愿者,他们具有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但缺少专业技能。二是慈善组织业务专业化能力欠缺,承接项目的能力不足,无法高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如,在运行项目时,很多慈善组织缺乏对社会需求的调研分析,导致开展的项目脱离实际。

2)对策建议:提升业务水平,建立职业化队伍

在人才队伍的专业化上,慈善组织要加强对组织成员的培训,使他们掌握与公益慈善相关的专业知识及方法,熟悉该领域的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特别是慈善组织的领导者应不断提高自身的领导、决策和管理能力,并对慈善领域的发展趋势和新概念(如“公益资本”、“公益创投”、“社会影响力投资”、“公益信托”等)保持高度的敏感。在业务的专业化上,慈善组织要建立系统的项目管理制度和程度,并组建专门、规范的筹资团队,形成筹款人联盟,以提升自身的项目承接能力。此外,专业化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慈善组织应努力建设学习型组织,在组织成员中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通过组织学习来加强内部建设。

    3.实现价值

1)针对问题:短期产出导向

慈善组织的绩效评估往往包含范围、焦点以及方法三个维度。范围上,慈善组织过于重视项目评估,而不是对组织整体的评估;焦点上,往往关注短期的产出及活动,而不是长期的结果及影响,对项目开展及服务提供的过程也缺乏有效的评价;此外,在评估方法上也缺乏科学性和专业性。总的来说,短期取向和产出导向是目前慈善组织绩效评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对策建议:重视过程管理,突出长期影响

慈善组织应在绩效评估的过程中采用一些既能反映组织发展过程,同时又可测量长期影响及社会价值的方法,如逻辑模型。逻辑模型将评估贯穿了整个项目过程,用一种可视化的方法展现了各个项目元素之间的因果关系(见图5-1),即,慈善组织投入资源、开展活动之后,会获得一定的产出(outputs)和结果(outcomes),而其最终目标是对受益群体产生长远影响(impact)。目前,逻辑模型已广泛应用于各类政府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当中,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如果非营利组织申请政府资金,则必须使用逻辑框架分析来对项目进行评估。总体而言,逻辑模型的采用有助于慈善组织对项目进行动态管理,将关注点从短期结果转到过程,也有助于组织实现最终的社会目标。如“残疾人就业培训”项目,传统评估往往关注产出和结果,即培训人数和残疾人获得就业知识这一短期结果,而逻辑模型则可以促使慈善组织将关注点转移到培训项目对残疾人产生的更长远影响,像自力更生和社会融入等。

 

(三)社会

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提升不仅依靠自律,还需要来自社会的他律。社会是慈善组织提供服务的对象,也是其目标和使命的最终落脚点。慈善组织要获得公信力,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是至关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对慈善组织活动的广泛参与和有效监督也是慈善组织提升公信力的重要保障。

    1. 包容支持

1)针对问题:缺乏正确认知

慈善组织公信力偏弱与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认知不足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虽然慈善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但这并不意味服务的提供是“零成本”的。人力成本、管理成本都是项目高效运行所必不可少的支出。在这方面,社会往往希望慈善组织不发生成本或成本较低,这往往是不可能的。此外,慈善组织也是可以通过服务的提供获取收入的,这些自营收入有助于提升慈善组织的自我造血能力,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非营利也并不意味着“零收入”。

2)对策建议:树立包容慈善事业的良性心态

社会公众应认识到慈善组织对社会治理和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理性看待其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从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至今,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至今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作为一种新兴事物,慈善组织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问题。因此,当负面事件出现时,社会公众不应全盘否定慈善组织对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而应用一种更包容的心态去理解和面对。此外,社会应该接受慈善组织的成本支出,支持慈善组织在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上的投入。只有这样,慈善组织才能不断完善,获得更长远的发展。

    2. 广泛参与

1)针对问题:参与度不高

慈善组织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参与和支持。然而受不信任因素的影响,公众对与慈善组织相关的活动参与度有限,与国外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资料显示,2012,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约817亿元,仅占我国GDP0.16%。就志愿服务来看,2013年我国注册的青年志愿者人数已达4000多万,但志愿服务的参与率则较低。很多志愿者参与慈善活动的动机不纯,短期现象也比较突出。公众参与率低成为当前中国慈善事业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2)对策建议:鼓励动员社会公众参与慈善活动

社会公众对慈善组织的认知和信任水平与其参与程度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首先,社会公众应通过注册会员或志愿服务等方式接触慈善组织,以近距离地了解慈善组织的发展状况及其对社会产生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浙江等地推出的“志愿服务公益积分制”是一种有效的志愿服务激励机制,有助于推动慈善活动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其次,当公众对慈善组织有意见或建议时,应通过合理的方式进行反馈,从而帮助慈善组织不断提升绩效水平。此外,在参与过程中,社区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很多公益项目来源于社区的需求,同时又服务于社区成员。因此,社区应积极动员群众参与到慈善组织的活动中去,努力成为公众与慈善组织之间相互连接的桥梁和纽带。

    3. 有效监督

1)针对问题:监督有效性不足

慈善组织的监督主体除政府和慈善组织自身外,还包括社会公众以及媒体等利益相关者。与政府相比,社会监督不具有强制性,主要依赖于公民的自我意识。而且社会公众获取慈善组织信息的渠道有限,往往基于慈善组织主动的信息公开,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监督的效力。而作为公众重要信息来源的媒体,对慈善组织的报道主要集中于财务方面,对其他方面的关注也极为有限。

2)对策建议:全员监督,以评促建

首先,社会公众应增强对慈善组织监督的主动性,而不仅仅被动地接收慈善组织公布的信息。监督权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公众可利用网络、电视、微信、微博等信息化平台对慈善组织的行为进行全方位监督。其次,媒体要不断拓展报道的范围,逐渐从财务扩大到内部管理、项目运行和社会影响等方面,从而提升其对慈善组织的监督效果。此外,广东等地还成立了社会监督委员会,除对慈善组织的捐赠情况进行监督外,还可就公众质疑对慈善组织展开调查,独立向社会发布调查结果。所有这些措施都可增强对慈善组织监督的有效性,促进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提升。

 

(课题组成员简介:苗青,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系副主任;林卡,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系主任;马洪波,宁波海曙区之江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张晓燕,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杨少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钟乐谧,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参考文献

[1]     Banks, J. O. L., &Raciti, M. M. (2014). Perceived and Evidenced Credibility-based Trust and Financial Donors’ Loyalty to Charities: A Relationship Marketing Perspective.

[2]     Benjamin, L. M. (2008;2007;). Account space: How accountability requirements shape nonprofit practice.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7(2), 201-223.

[3]     Burt, C. D. B. (2014). Managing the public's trust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014th ed.). New York, NY: Springer New York.

[4]     Campbell, D. (2002). Outcomes assessment and the paradox of nonprofit accountability. 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12(3), 243-259.

[5]     Costa, E., Ramus, T., &Andreaus, M. (2011). Accountability as a managerial tool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Evidence from italianCSVs.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2(3), 470-493.

[6]     Connolly, C., Hyndman, N., &McConville, D. (2013). Conversion ratios, efficiency and obfuscation: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changed UK charity accounting requirements on external stakeholder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4(3), 785-804.

[7]     Cordery, C. (2013). Regulating small and medium charities: Does it improv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4(3), 831-851.

[8]     Coule, T. M. (2015). Nonprofit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Broadening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4(1), 75-97.

[9]     Cutt, J., & Murray, V. (2000). Account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Routledge studies in the management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 GB: Routledge Ltd.

[10] Ebrahim, A. (2003). NGOs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Discourse, reporting, and learning.

[11] Ebrahim, A. (2003). Accountability in practice: Mechanisms for NGOs. World Development, 31(5), 813-829.

[12] Ebrahim, A. (2003). Making sense of accountability: Conceptual perspectives for northern and southern nonprofits. 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14(2), 191-212.

[13] Ebrahim, A., &Weisband, E. (2007). Global accountabilities : Participation, pluralism, and public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Ebrahim, A. (2009). Placing the normative logics of accountability in “Thick” perspectiv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2(6), 885-904.

[15] Gálvez Rodríguez, María del Mar, Caba Pérez, María del Carmen, &López Godoy, M. (2012;2011;). Determining factors in online transparency of NGOs: A spanish case study.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3(3), 661-683.

[16] Hug, N., &Jäger, U. P. (2014). Resource-based accountability: A case study on multiple accountability relations in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nonprofit.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5(3), 772-796.

[17] Kearns, K. P. (1994).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accountability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4(2), 185-192.

[18] Kilby, P. (2006). Accountability for empowerment: Dilemmas facing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World Development, 34(6), 951-963.

[19] Lu Knutsen, W., & Brower, R. S. (2010). Managing expressive and instrumental accountabilities in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9(4), 588-610.

[20] Morgan, G. G., & Fletcher, N. J. (2013). Mandatory public benefit reporting as a basis for charity accountability: Findings from england and wale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4(3), 805-830.

[21] Morrison, J. B., &Salipante, P. (2007). Governance for broadened accountability: Blending deliberate and emergent strategizing.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6(2), 195-217.

[22] Murtaza, N. (2012). Putting the lasts first: The case for community-focused and peer-managed NGO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3(1), 109-125.

[23] Najam, A. (1996). NGO accountability: A conceptual framework.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14(4), 339-353.

[24] O’Dwyer, B., &Unerman, J. (2008). The paradox of greater NGO accountability: A case study of Amnesty Ireland.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33(7), 801-824.

[25] Sargeant, A., & Lee, S. (2002).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antecedents of donor trust in the voluntary sector.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18(7-8), 779-802.

[26] Saxton, G. D., &Guo, C. (2011). Accountability online: Understanding the web-based accountability practice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0(2), 270-295.

[27] Sloan, M. F. (2009;2008;). The effects of nonprofit accountability ratings on donor behavior.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8(2), 220-236.

[28] Tremblay-Boire, J., &Prakash, A. (2015;2014;). Accountability.org: Online disclosures by U.S. nonprofit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6(2), 693-719.

[29] Williams, A. P., & Taylor, J. A. (2013). Resolving accountability ambiguity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4(3), 559-580.

[30] YangYongjiao (2015). The Abolition of Dual Administration of NGOs in China: Imperatives and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5(6),546-552.

[31] 陈晓红. 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机制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J].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3,(2):83-86.

[32] 陈东利.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危机与路径选择[J].天府新论,2012,(1):101-104.

[33] 崔树银,朱玉知.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建设浅析[J].社会工作,2009,(4):15-17.

[34] 褚雪敏. 慈善组织公信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 2013.

[35] 杜兰英, 石永东, 康乐, 杨春方. 关于非营利组织公信力评估指标体系的探讨[J]. 经济纵横,2006,(11):47-49.

[36] 邓国胜.非营利组织“APC”评估理论[J].中国行政管理,2004,(10):33-37.

[37] 李剑锋,刘红萍. 基于模糊集和AHP的非政府组织公信度集成评价初探[C]. 第三届(2008)中国管理学年会论文集,2008.

[38] 苗青. 社会企业:链接商业与公益[M].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39] 倪斯铌. 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中国慈善组织管理模式探析[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3,15(4):27-29.

[40] 乔占军. 会计信息披露机制——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的路径选择. 理论观察[J]. 2013,(2):56-58.

[41] 吴昊. 中国慈善组织的模式分析与发展道路研究——以杭州慈善组织的个案研究为例[D].杭州.浙江大学.2013.

[42] 魏坤,高小枚. 公信力:慈善组织成长的基石[J].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14,(1):33-38.

[43] 汝绪华. 基于社会资本的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J].青海社会科学. 2014,(3):101-105.

[44] 石国亮. 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14,(5):95

-100.

[45] 石国亮.慈善组织公信力重塑过程中第三方评估机制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2,(9):64-70

[46] 沈梁燕. 国内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研究综述——评估、问题与对策[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27(1):12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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