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
当前位置:首页 理论研究文集

构建慈善组织透明化运行机制研究

毕素华

  要:公开透明是慈善事业和慈善组织的焦点和核心。需要慈善组织加强内部监管的自身建设,政府制度安排和供给,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慈善组织透明化建设等三维视角来构建慈善组织透明化运行体制和机制。本研究通过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及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深入分析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公众对慈善组织的认知、公众对慈善组织的评价等若干问题,通过分析发现公民个人自身状况对慈善组织的具有很大相关性,同时政府作用与慈善组织的方式和效用,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情况等因素均与慈善组织透明化运行具有很多相关性。最后,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认为需从政府发挥推动作用、慈善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社会公众(捐赠主体)积极参与的三维互动视角出发构建慈善组织透明化运行机制。

关键词: 慈善组织透明化;公信力;政府;慈善组织;社会公众

 

一、本课题研究依据及理论基础

公开透明是慈善事业和慈善组织的焦点和核心。实现慈善组织公开透明运行,一方面需要慈善组织自身加强内部监管,实现规范化运作;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的制度安排、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来促使慈善组织加强慈善信息的披露。本文研究的目的既是从上述角度共同开展研究,使研究的内容围绕慈善组织加强内部监管的自身建设,政府制度安排和供给,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慈善组织透明化建设等三维视角来构建慈善组织透明化运行体制和机制。

构建慈善组织透明化运行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是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公信力是慈善组织的生命所在,是慈善组织正常运转的最关键和最基本的资源或资本。在当前慈善组织公信力遭受极大挑战的时刻下,应从公信力培育的本质角度来分析和看待问题。公信力一般来说包含两层内涵:一是公众对公共权力以及公共机构的信任程度,二是指公共权力以及公共机构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社会信任理论、网络治理理论等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为研究慈善组织公开透明运行机制,进而培育和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提供了较好的理论视角和理论基础。

政府、慈善组织与社会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治理是一个三维互动协调的动态过程,本身蕴含着不同于传统科层制的运行模式。“治理”理论早已成为公共治理领域学者所热衷探讨的“滥觞”,其本真实质是为了纠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负外部性。格里·斯托克对“治理”的内涵进行了五个方面大概述,认为(1)治理指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机构和行为者;(2)治理明确指出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存在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3)治理断定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的权力依赖;(4)治理指行为者网络的自主自治;(5)治理认定,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下命令的权力或运用其权威,而在于政府能否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和指引。[i]法国学者-皮埃尔·戈丹从认为“治理”包含三个重要方面的内涵,即“公共行为不断增长的可视性,即公共政策更容易被所有公民接触到;通过技术和财政评估保证的可说明性(可计量性);在援助计划执行过程中对管理能力的切实动员”。[ii]“治理”理论有两个基本内涵是确定无疑的,即政府或行政组织只是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的一个中心,而非单一中心;强调公民的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积极能动性和主动性;同时强调政府与社会公众在共同治理社会事务的过程中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政策网络理论认为网络既不是科层制的治理结构也不是市场式的治理结构,某种程度上是两者组织治理结构重叠上的“糅合”。网络治理重塑了公共管理者角色担当,将公共管理者塑造为在多中心治理体系中一个具有能力角色的快速响应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合格的政策执行者。并认为网络治理模式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决策和执行的界限变得模糊,并且极大的扩展了不同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范围,致使公共政策并不仅仅是被公众选举的政治官员的事情。Keith G. Provan Patrick Kenis 将网络治理归纳为三种形式:合作治理式网络、组织领导型网络、网络公共行政组织。合作治理式网络由独立的个人和独立的治理组织共同管理,组织成员是高度分散和独立的,组织成员在治理过程中相互平等的。组织领导型网络主要指所有重大的网络层面的活动和决策基本上由扮演领导角色的成员来协调和组织,网络治理变得高度集中和代理。网络公共行政组织模式的基本“内核”是有一个独立的行政组织管理这个网络及其活动;与组织领导型网络模式相比,组织成员仍相互作用但是呈现集中式的组织状态;网络中间人在协调和维持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iii]

“网络治理倡导的是合作治理、互动治理的治理思路,这种治理思路的实现,有赖于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培育和落实”。“信任机制是网络的运作基础,其地位类似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或科层的权威机制,而信任机制的落实,又需要回到协调机制的构建上,只有在价值协同、信息共享以及诱导与动员等方面建立起良好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培育起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以及成员与集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终实现互利互惠的合作”。[iv]同时,卢曼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信任都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本身从属于特殊的规则系统。信任在互动框架中产生,互动既受心理影响,也受社会系统影响,而且不可能排他地与任何单方面相联系”。[v]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合作治理是社会力量在治理思想孕育过程中的必然结果,是对参与治理与社会自治两种模式的内涵加以扬弃的需要道德制度支撑的治理思想,并认为通过社会自治而走向合作治理将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历史趋势。合作治理取决于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确立,而道德则是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基础。所以,只有建立起道德制度,才是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的根本出路。为了使合作治理得以显现,合作的意识形态也是必不可少的思想支撑,“合作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是对斗争和竞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的超越。合作意识形态的构建过程,是一个全面创新的过程,需要政府运用创新思维去加以建构。”[vi]慈善组织透明化运行机制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是公民的参与。在普特南看来,公民参与是培育社会资本的关键。因为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同时,公民参与的网络体现了过去的合作成果,这一成果可以充当未来合作的文化样板。最后,由于把‘我’发展成‘我们’,或者提高参与者对集体利益的‘兴趣’,互动的密集网络有可能扩大参与者对自我的认知。[vii]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于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的角度,积极发挥政府作用来促进慈善组织的发展方面的研究。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对“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嬗变进程中政府职能界限界定所未触及领域或政府失灵的弥补。在目前中国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中,非制度性依附的固化和社会参与的不足是制约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两大障碍,淡化政府对慈善组织的整体控制,进而实现以指导培育为主,引入作为独立力量和主体的社会的新慈善模式无疑是合理的路径。在慈善信任出现危机的境况下,政府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角色定位,努力改善当前状况,尽快走出信任危机困境,推动我国慈善公益事业走向法制化、科学化、民主化。

二是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问题研究。认为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是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保证,而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的政府职能应定位于降低慈善组织注册门槛,实行直接登记和统一管理;立法强制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实现透明慈善;消除官办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和特权优惠待遇;强化监督问责制度,构建外部监管体系;促进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与绩效提升。

三是加强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研究。社会组织面临着内部控制不足、治理失效的问题,在社会组织内部控制方面,应着重从完善慈善组织机构设置、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创新控制措施设计、完善信息建设渠道、加强组织监督检查等方面落实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在完善组织机构设置方面,慈善组织应领会自身宗旨和使命,深化责任管理以及健全人才引进和人事劳动制度等方面着手;在完善风险管理体系方面,应从结合理论建立科学评估体系、健全内部牵制制度、完善组织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着手;在创新控制措施设计方面,应从完善授权审批控制、健全会计系统控制、加强财产保护控制、创新组织人员控制等方面着手;在完善信息建设渠道方面,应从会计控制系统和管理决策系统等方面着手;在加强组织监督检查方面,应完善自身监督机制、强化社会监管和改革原有监管体制等方面着手。

四是境外慈善组织监督管理模式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慈善事业发展较好,针对慈善组织的管理模式具有典型性代表。我国香港地区的慈善组织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事务中占据重要地位,主要是依靠香港政府和各部门对慈善组织有效、透明的监督管理机制。美国慈善组织监督管理的重点是建立了法治框架下的外部管理监督机制。英国是欧洲慈善事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具有完善的慈善组织法律监管机制。德国为了规范慈善机构的运作,设有社会福利问题中央研究所(DZI)和天主教联盟两家独立机构,负责监督善款的使用情况。在加拿大,大多数募捐都是由注册会计师进行管理,而不是直接给接受者,以保证捐款的恰当运用。

同时国内还有关于慈善组织公益捐赠行为及其类型研究、中外企业捐赠行为比较研究、慈善组织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及其对慈善组织捐赠的激励研究及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而国外慈善组织的发展状况不同于国内。国外直接研究慈善组织公开透明的论著非常缺乏。同时西方国家的慈善组织是在市场化高度发达,社会自治和监督能力较强的背景下发展的,而我国慈善组织的市场化运转时间很短,再加上政府主导式的社会治理模式,使得西方国家慈善组织发展模式在中国特色国情下不能简单移植,更不能“全盘西化”,必须寻求实现我国慈善组织公开透明运转体系的自主创新。

三、实证研究设计及研究结论

为了能够充分反映不同地区、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本研究在抽样过程中采取了分层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具体抽样方案如下:首先,根据省统计局公布的全省十三个地级市的慈善组织的基本状况,经过调整,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分苏南、苏中和苏北先抽取了七个城市。这七个城市分别为苏州、无锡、南京、泰州、扬州、徐州、连云港,从这七个城市抽出当地的慈善组织。其次,本课题研究的是慈善组织透明化运行机制研究,需要明确调查对象。我们的调查对象是这七个城市的慈善组织和城市居民,通过对当地居民的调查了解本地区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发展状况。对地区居民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调查中共发放问卷620份,有效问卷616份,问卷有效率为99.4%

(一)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的交互分析研究结论

此部分主要从被调查者的性别、文化程度、政治面貌、职业等角度来对政府介入慈善组织的形式和效用、慈善组织信息所受关注度、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情况、公民对慈善组织的参与度、公民对慈善组织评价进行了交叉分析。

政府作用于慈善组织效用的交叉分析中发现,在性别方面,男性对现行的慈善组织管理的政策法规的满意度高于女性。在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对现政府现行的对慈善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满意度较高,其次分别为民主党派,共青团员和群众。在收入方面,月收入在7000元以下时,随着收入提高,对当前行政化的捐赠管理体制的满意度大致呈上升趋势。

公众对本地区慈善组织自身的基本信息的关注度的交叉分析中发现,在性别方面,男性比女性对本地区慈善组织自身的基本信息的关注度较高;在月收入方面,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时,对本地区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情况关注度随着收入提高而提高,月收入超过6000元时,对本地区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情况的关注度随着收入提高有下降趋势。在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对本地区慈善组织自身的业务信息的关注度度较高,其次分别为民主党派,共青团员和群众。

公众对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情况评价认知的交叉分析中发现,在职业方面,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对本地区慈善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的背景信息公开情况满意度较高。在文化程度方面,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对本地区慈善组织的筹款活动公开情况的满意度最高。

公民对慈善组织参与度交叉分析中发现,在性别方面,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参加慈善组织组织的慈善项目或活动。在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对慈善组织自身费用支出的情况报告的关注度较高。在文化程度方面,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最认可对慈善组织的项目实施效果进行绩效评估。公民对慈善组织的评价交叉分析中发现,在文化程度方面,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对慈善组织运用网络发布信息情况的满意度最高。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对我国的慈善文化培育和慈善教育的满意度较高。在性别方面,男性比女性对慈善组织的捐赠使用情况等信息反馈情况满意度较高。

(二)公民对慈善组织认知的影响因素的初步回归分析研究结论

在公民参与慈善活动的途径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论中,个人信息维度中,文化程度和月收入对参与慈善组织组织的突发事件募捐的影响是显著的。个人信息维度中,性别、文化程度、月收入、职业和政治面貌的对参加慈善组织发起的相关活动的影响是显著的。个人信息维度中,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和职业对街道或社区组织的慈善捐赠活动的参与度的影响是显著的。个人信息维度中,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对参加“慈善一日捐”等固定的捐款活动的参与度的影响是显著的。个人信息维度中,文化程度、月收入和职业对参加媒体或个人发起倡议的捐赠活动的影响是显著的。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公众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和从事职业对个人参与慈善活动的影响呈现明显的相关性。同时慈善组织完善网络慈善信息发布、对慈善项目实施绩效评估等举措的开展对公众参加慈善活动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在了解或参与慈善信息的途径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论中,个人信息维度中,性别、文化程度、月收入和职业对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了解或参与慈善信息的影响是显著的。个人信息维度中,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对通过慈善组织自身宣传了解或参与慈善信息的影响是显著的。个人信息维度中,年龄、文化程度和月收入对通过个人主动搜索慈善募捐信息了解或参与慈善信息的影响是显著的。个人信息维度中,性别、文化程度、月收入和政治面貌对选择通过学习或工作单位了解或参与慈善信息的影响是显著的。个人信息维度中,文化程度和月收入对通过亲戚或朋友介绍了解或参与慈善信息的影响是显著的。得出的主要结论在于公民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和年龄对公众了解或参与慈善信息的途径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而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情况、慈善组织的业务信息和财务信息公开情况对公众了解或参与慈善信息的途径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在妨碍参与慈善活动主要原因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论中,个人信息维度中,性别、文化程度、月收入和职业对人们因自身经济条件妨碍参与慈善活动的影响是显著的。个人信息维度中,文化程度、月收入和职业对因不知道参与的渠道妨碍参与慈善活动的影响是显著的。个人信息维度中,文化程度、月收入和职业对因捐赠和做志愿者的渠道不畅通妨碍参与慈善活动的影响是显著的。个人信息维度中,性别、文化程度、月收入和政治面貌对人们因善款使用公开度不高,担心捐款被挪用妨碍参与慈善活动的影响是显著的。个人信息维度中,文化程度和月收入对人们因慈善组织内部管理不规范,专业素质不高而妨碍参与慈善活动的影响是显著的。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公民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业对妨碍参与慈善活动主要原因具有明显相关性。而在公民对慈善组织的评价维度中,目前社会媒体宣传和监督慈善组织的方式、慈善组织办公行政成本比例和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形象和素质对妨碍参与慈善活动主要原因具有明显相关性。

(三)公民对慈善组织认知的影响因素的深度回归分析研究结论

在公民对慈善组织透明度认知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论中,主要结论是在增强慈善组织透明度方面,政府仍有必要在增强慈善组织透明度中发挥作用。对慈善组织而言,应加大慈善信息公开和慈善组织的宣传力度,使更多人了解慈善组织自身信息;积极构建慈善行业协会,加强自律;着力提高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形象和素质,注重慈善组织的捐赠使用情况等信息的反馈工作,强化慈善组织的工作领域审计报告的信息公开工作。

在政府对增强慈善组织透明度和公信力建设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论中,主要结论是政府在增强慈善组织透明度和公信力建设方面,有必要着力于优化政府现行的对慈善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和当前行政化的捐赠管理体制,努力营造和谐的社会慈善氛围;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管效果;通过制度和标准严格慈善组织的运行程序。

在慈善组织自身对增强慈善组织透明度建设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论中,主要结论是慈善组织自身对增强慈善组织透明度建设方面,应当提高慈善组织组织的慈善项目或活动的质量;赋予公民监督慈善组织的运行状况的权利;降低优化办公行政成本比例;加强慈善组织网站建设,及时更新网络信息;透明化慈善组织自身费用支出的情况报告并对慈善组织的项目实施效果进行绩效评估;加强慈善项目或活动的宣传力度;通过完善监督机制和信息公开机制使捐款者能知晓其捐款去向;加强我国的慈善文化培育和慈善教育和慈善组织的捐赠使用情况等信息反馈工作;加强慈善组织财务信息的公开并通过慈善组织的联合组建慈善行业协会以加强自身约束。

四、构建慈善组织透明化运行机制的对策建议

构建慈善组织透明化运行机制是需要包括政府、慈善组织、社会公众(捐赠主体)共同作用的三维互动模式。如下图所示。

(一)构建政府作用推进慈善组织透明化运行机制

在上文的研究分析中发现,政府在增强慈善组织透明度和公信力建设方面,有必要着力于优化政府现行的对慈善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和当前行政化的捐赠管理体制,努力营造和谐的社会慈善氛围;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管效果;通过制度和标准严格慈善组织的运行程序。

1.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实现法治化管理。

1)健全慈善法律法治体系。制定一部综合的慈善法,将慈善公益组织的设立条件及程序、慈善募捐、慈善志愿服务、慈善公益组织的内部治理、慈善公益组织的免税资格、慈善公益组织的公信力评级、慈善公益组织的监管机制和慈善公益组织违法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做出具体规定。同时,慈善法中也要对慈善资金和服务的运行管理模式、慈善资产的监管、财务制度和审计制度进行制度设计,针对善款的保值增值问题,慈善法中应单列设立慈善信托机制的法理规定,就公益信托的监管及公益信托的相关内容做出具体可行的制度规定。

2)优化对慈善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和当前行政化的捐赠管理体制。从细处着手,进一步降低慈善组织注册成立的准入门槛,在注册资金、人员数量配备等方面降低要求,简化登记注册程序和相关手续办理。针对由单位统一组织进行慈善活动的行政化的捐赠体制,有必要对捐赠资金进行专门的财务管理,建立专门的慈善资金管理制度,规范慈善资金和物资的保管、运转、移交等环节的管理工作。

3)完善捐赠税收激励制度。针对目前我国的捐赠税收优惠现状,一是要提高允许抵扣的比例。二是降低企业捐赠免税的成本。应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等切实简化捐赠中税收优惠的繁琐手续,降低企业捐赠免税成本,使企业绝大部分慈善捐赠都能切实享受到免税优惠。三是要加大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使税收优惠政策对慈善捐赠的激励作用得到切实发挥。

2.制定统一的信息公开制度,打破“玻璃口袋”。

1)制定统一的信息公开标准,规范信息公开内容和方式。公开内容基本上要包括慈善组织自身的基本信息(如组织的宗旨、工作领域、年检情况等)、慈善组织自身的治理信息(如组织主要负责人的背景信息,职能部门的设置情况等)、慈善组织自身的业务信息(如筹款活动、资金去向和使用状况、求助信息等)、慈善组织自身的财务信息(如组织人员薪资报酬、审计报告等)。同时要确保公布信息的真实、有效和完整性,以增强社会公众对信息的信任度。

2)积极构建网络平台,实现信息化管理。对政府主管部门来说,可以组建本地区统一的慈善组织网络平台,将本地区的慈善组织纳入网络信息公开范围之内。而对单个慈善组织而言,在建设本组织的网络平台的同时,还应开发更高的网络管理技术,通过自身开发或招标的方式,装载一套对慈善物资进行信息化管理的软件,加强网络平台的信息建设和对慈善信息进行善款来源、组织机构、数额、流向、用途、效果反馈意见等信息的实时维护和在线查询,以实现任何公民都可以对慈善机构查阅账目。

3.加强政府监管,促进慈善组织规范运行。

1)加强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督。明确登记机关的职权,针对慈善公益组织等公益类慈善组织可以宽松监管措施,促进其发展。可以先在试点基础上实施审计监督措施,通过审计部门的定期和不定期审计,对慈善组织的财务状况和捐赠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以此促进慈善组织资金使用透明度。税收部门可以通过慈善组织的年度财务收支明细报告和捐赠资金运行账目,在做好减免税收的同时,也可以对违规的慈善组织进行符合规章制度的惩罚。

2)鼓励建立慈善行业协会和引导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监督。建立慈善行业协会,实现慈善组织间的沟通交流,并制定行业从业规范和标准资格,并通过同业间的监督、竞争和合作,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引导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慈善组织进行监督,以弥补政府行政监督的不足。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专业化的评估方式、方法和相对中立的地位,帮助政府实现对慈善组织的监督。

4.努力培育整个社会的慈善理念,积极培育慈善价值文化。

1)政府需要摆正自身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角色,做慈善事业的规范者和促进者,而非慈善事业的命令者。一方面,通过法律法规制度建设规范慈善组织透明良性运行,保障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运用正确的方式引导企业和公民参与慈善事业。

2)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慈善行为奖励机制、宣传慈善行为典范等多种方式引导企业和公民参与慈善事业。可以建立慈善行为奖励机制,对为慈善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企业和个人进行奖励,同时实现奖励方式的常态化、规范化,形成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公民中乐善好施的精神与典范,激发社会各界对慈善事业的参与热情。

3)政府应该加强社会责任教育。通过报道“优秀企业公民”“民间慈善家”的事例,引导企业和公民培养慈善理念,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还可以培养企业树立先进的慈善理念,即战略性企业慈善行为理念,使其认识到慈善行为是多方共赢的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责任可以兼容。促使企业把慈善捐赠纳入其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加强对慈善捐赠的管理,使慈善捐赠带有计划性。

(二)慈善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公信力

改善目前慈善机构运作困境、提高其公信力成为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1.慈善组织应提高专业化水平和内部职业化管理水平。

一方面,慈善机构必须运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和技术引入专业化人才,包括专业化的管理人才来充实自身的人力资源,提高自身的专业化水平。通过竞争上岗或聘任的方式完善人才激励制度,优化工作人员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同时加强慈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慈善组织职称评定,健全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慈善机构必须淡化“行政化”运行模式,引入民主的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完善组织机构设置,使理事会、监事会、会员大会等内设机构切实发挥作用,进一步完善董事会执行职能,不断提高自身内部管理水平。完善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风险管理体系,建立科学评估体系,加强对慈善项目和慈善组织的内部评估工作。完善授权审批程序,明确审批授权程序,明确授权审批的范围、权限、程序和责任,并与单位内部的会计系统有效结合,使组织内部的风险监控等系统得以发挥整合效用,提升慈善组织内部专业化水平。

2.慈善组织要提高运作程序的透明度和资金使用的规范性。

首先,慈善组织应构建一个统一的网络平台,通过自身开发或招标方式装载专门的慈善信息软件管理系统,用网络管理慈善活动和慈善项目执行的全过程。在募捐结束之后必须通过网络等媒体立即公布捐助信息,公布捐款用途及去向;通过媒体或公告栏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展示募捐的过程实况,并定期对捐赠效果进行反馈,形成可持续捐助的社会氛围。其次,除了提高公开募捐所得善款使用的透明度外,慈善机构还应逐步提高其他方面的公开透明度以接受公众的监督。例如,公开年度财务报告,并允许捐款者和受益者随时到慈善组织中查阅慈善组织的各类报表,尤其是财务报表等等。同时,慈善机构要建立慈善资金使用的明确规范,提高资金使用的规范性,防止善款变为管理费用、办公费、人头费,甚至被贪污或挪用。建立善款使用和运作的责任机制,即问责制,保障政府与公众和其它组织等问责主体都有权责问善款运作,慈善组织有职责义务详细交代每一笔善款的具体情况。对于善款的违规与失范操作,政府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3.慈善组织要建立慈善捐赠管理机制和慈善捐赠回馈机制。

慈善组织需要根据慈善组织年度工作计划,建立一套慈善捐赠管理机制。首先,慈善捐赠管理机制要涵盖慈善捐赠和对慈善项目的选择、规划、决策、执行、评估等全过程方面。其次,做好每年的募集资金预算,严格执行项目的资金预算。结合慈善组织的发展战略选择捐赠项目的实施领域和方向。再次,可成立“任务型小组”,按项目制的运作方式由该部门负责执行慈善资金和物资的募集工作以及之后的项目实施工作。同时做好慈善项目运作全过程的媒体宣传工作,并在项目阶段性实施的过程中由该部门对慈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估。

加强慈善捐赠的回馈机制建设,发挥自身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以加强捐赠者和受助者之间的沟通,把受助者的感谢和现状及时反馈给社会公众及捐赠者,在增强慈善项目信息反馈的同时,亦能增强慈善善款的透明性,提升社会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度,同时还有助于提高社会公众和捐助者捐赠的积极性。

(三)强化社会监管,增强公众社会责任感

慈善组织透明化运行机制是包括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捐赠主体)在内的一个有机整体。社会公众要增强自身的慈善理念,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慈善项目和活动,并加强对捐助项目和捐助资金的关注和监督。

1.社会公众和捐赠主体要提高自身的慈善观念。

对社会公民个人而言,需要提高对慈善事业的认识,提高参加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对企业而言,借鉴国外企业慈善行为模式和管理模式,树立战略性企业慈善行为思想。把慈善捐赠纳入企业长期发展战略进行通盘规划和思考,力争既能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又能利用企业自身独特的资源和能力来造福社会。同时对企业来说,还应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2.加强社会对慈善组织的监管,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

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要通过社会舆论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对慈善组织的关注。另一方面要赋予社会公众参与监督慈善事业和慈善组织的权利,赋予社会公众对慈善公益组织的监督权。

积极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监督作用。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在吸引公众关注慈善事业的同时,也起到了向公众发布慈善信息的作用,有利于公众对慈善项目的关注和支持。同时媒体对慈善的负面消息的报道,往往也能引起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关注。第三方评估监督机构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着社会公众的利益,其对慈善组织的监督检查,可以正确引导公众参与慈善事业。而对第三方评估机构自身而言,要提升自身监管的规范化,在评估标准制定方面应符合行业规范和被评估慈善组织的实际状况。

(作者简介:毕素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1[]贝希·布查尔特·艾德勒、大卫·艾维特、英格里德·米特梅尔:《通行规则:美国慈善法指南》,金锦萍、朱卫国、周虹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

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0年。

3[]G.西美尔:《货币哲学》,许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4[美〕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5、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6、王俊秋:《中国慈善与救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7、邓国胜:《民间组织评估体系:理论、方法和指标体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8、施昌奎:《转型期慈善事业运营管理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

9、葛道顺:《我国慈善事业的现状和发展对策》,《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111日第3版。

10、李国林:《略论政府在社会慈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求实》2005年第5期。

11、刘炜、何鉴孜、范晓、王欢:《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慈善组织及其治理——基于云南省 H州的个案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12、王名、贾西津:《关于中国 NGO 法律政策的若干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增1期。

13、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14、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需要努力的方向——背景、意识、法制与机制》,《学海》2007年第3期。

15. Wheeler D.,&Maria S..Including the stakeholders: the business case”.Long range Planning 1998,31(2).

16. CARROLL. “A Three Dimensional Comceptual Modle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79, 4(4).

17.JohnHawks, “For A Goodeause:How charity Institutions Beeome Powerful Eeonomie Bullies” .Citadel Press,1997.

 



[i][]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1期。

[ii][]-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钟震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8页。

[iii] Keith G. Provan , Patrick Kenis. Modes of Network Governance: Structure,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August,2007. P.229-252.

[iv] 鄞益奋:《网络治理: 公共管理的新框架》,《公共管理学报》2007年第1期。

[v] []尼克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vi] 张康之:《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2页。

[vii] []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苑洁编译,转引自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67-168页。

 
 
 
主办方: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执法监督局) 版权所有
ICP备案编号:京ICP备13012430号-6
技术支持: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