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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现状、困境及对策研究

高功敬  高灵芝  谭志福

 

    摘  要:当前,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迅速崛起,发展空间巨大,具有区域发展不平衡特点;宗旨开始多元化,但不明显;基本属于项目运作型而非公益资助型。非公募基金会良莠不齐,治理水平面临着突出的困境;专业化与职业化水平较低,服务性体系还有待建立;独立性面临着来自资本与行政等多方掣肘,自主性能力不足;诸多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非公募基金会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多个部门以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大力推动:引导由运作型向资助型方向发展;加快行业服务机构的建立,促进分工协作;强化落实信息公开力度,打造统一便捷的信息公开平台;建立与完善以政府为主体,民间评估力量参与的评估机制;大力推动从业人员的专业化与职业化;不断变革相关制度障碍。

    关键词:非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会;慈善组织

一、背景、问题与方法简介 

    自1981年成立了第一家公益基金会以来,新中国慈善基金会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长期以来,中国慈善基金会格局主要是由公募基金会一统天下,而公募基金会还主要以全国性基金会为主。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社会领域的发育,民间力量参与慈善事业的方式也变得多样化起来,尤其是部分公司企业集团以及先富阶层中有志于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人们产生了独立地进行专业化慈善运作的需求,这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经济社会基础。2004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该条例首次区分了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鼓励自然人以及法人成立基金会,这为打破传统上单一的公募基金会格局提供了重要的法规基础。2005年,“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被批准,成为了中国第一家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自获得制度合法性以后,发展异常迅速,但也面临着突出的困境。本研究在实证研究以及相关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首先对近年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试图准确把握非公募基金会现实发展特点;其次,剖析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力图全面深入地总结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所面临的突出困境;再次,结合西方发达国家基金会发展经验以及中国特殊国情,探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适切路径,以期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政策建议。该项研究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为文献法与实地调查法,文献法主要是立足于对国内外相关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统计与次级分析。在山东省的济南、青岛选取了四家非公募基金会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被选取的非公募基金会分别为两家高校教育基金会、一家以促进公共医疗卫生发展为宗旨的非公募基金会,另一家以促进传统文化发展为宗旨的非公募基金会。本研究通过对所收集的一手资料以及二手数据的分析,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力图对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进行比较分析,以尽可能提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现状分析

 

近年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在民政部以及地方各级民政部门注册的数量急剧增加,成长空间巨大,但从非公募基金会的绝对数量、相对比重、总资产、捐赠总额以及受赠总额等各个重要指标来看,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由于中国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差距较大,非公募基金会的起步阶段就呈现了显著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从宗旨和资助方向来看,非公募积基金会开始打破类型的单一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但多元化发展趋势还有待加强;从基金会运作方式来看,当前,大部分非公募基金会属于项目运作型,即自己筹资并自己独立进行项目运作,而非资助型,即不直接进行项目运作,而是通过资助其他非营利机构实现宗旨。

 

    (一)非公募基金会迅速崛起,发展空间巨大

从2005年到2009年,全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数量从254家增长至800家,平均年增长率为33.56%,远远高于同期公募基金会平均9.45%的年增长率;非公募基金会占基金会总量的比重从2005年的26.05%增长至2009年的43.41%,在整个基金会格局中所占的比重迅速扩大,已经打破了公募基金会独大的格局。(见表1)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与相对比重超越公募基金会只是时间问题。

表1:2003-2009年中国基金会发展概况

基金会频数(个)

基金会年增长率(%)

公募

非公募

地方性

总数

公募

总数

2009年

1029

800

148

1695

1843

9.12

24.42

11.28

15.78

15.40

2008年

943

643

133

1464

1597

4.31

47.48

24.30

18.73

19.18

2007年

904

436

107

1233

1340

19.10

24.93

8.08

17.99

17.13

2006年

759

349

99

1045

1144

5.27

37.40

7.61

18.35

17.33

2005年

721

254

92

883

975

9.52

9.28

9.30

2004年

84

808

892

-6.50

2003年

954

说明:本表根据民政部发布的年度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原始数据加工制作而成。原始数据参见民政部http://cws.mca.gov.cn/article/tjbg/。

尽管近年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迅速,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无论是从非公募基金会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还是从非公募基金会的总资产、捐赠总额以及受赠总额等各个重要指标来看,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成长之路任重而道远。首先,从非公募基金会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来看,截至2009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刚刚达到800家,尽管从2003年至2009年以年均33.56%的速度快速增长,但在中国基金会整体格局中只占43.41%,还不到总体格局的一半。以美国为例,从1996年到2006年10年期间,美国增加了约31000家基金会,其中接近90%的增长为非公募基金会。截至2008年,美国共有基金会数量75595个,其中独立基金会有67379个,占全部基金会总数的89.13%;企业基金会有2745个,占总数的3.63%;社区基金会仅为709个,占总数的0.94%;运作型基金会数量也只有4762个,占总数的6.30%。(见表2)无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从相对数量来看,美国非公募基金会占据了统治性地位。相比而言,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绝对数量还非常少,远远不能适应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相对数量还有待大幅度提升。其次,从非公募基金会的总资产情况来看,2008年,美国基金会总资产达到了5649.51亿美元,其中独立基金会、企业基金会、社区基金会以及运作型基金会的总资产依次为4560.25亿美元、203.35亿美元、496.23亿美元以及389.68亿美元,分别占基金会总资产的80.72%、3.60%、8.78%、6.90%,基本上非公募基金会的总资产占据了美国基金会总资产的91.22%。(见表2)相对而言,中国整个基金会的总资产还较小,非公募基金会的总资产与相对比重还有待大幅度提升。再次,从慈善捐赠格局与基金

表2:2001-2008年美国基金会发展概况(数量:个;金额:亿美元)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基金会

数量

61810

64843

66398

67736

71095

72477

75187

75595

捐赠总额

305.02

304.32

303.09

318.44

364.03

390.04

443.94

467.81

总资产

4673.36

4351.90

4767.13

5104.81

5505.52

6146.56

6822.22

5649.51

受赠总额

287.14

221.63

248.58

239.89

314.65

365.69

468.44

395.54

1

数量

55120

57834

58991

60031

63059

64405

67034

67379

捐赠总额

237.05

232.54

225.68

233.34

251.99

274.57

322.20

338.19

总资产

3940.74

3641.43

3991.38

4251.03

4555.70

5090.77

5642.16

4560.25

受赠总额

205.39

139.52

158.46

136.55

173.66

215.91

312.79

240.68

2

数量

2170

2362

2549

2596

2607

2548

2498

2745

捐赠总额

32.84

34.57

34.66

34.30

39.96

40.98

43.97

45.70

总资产

155.78

144.28

154.47

166.45

177.95

197.30

219.24

203.35

受赠总额

30.40

30.02

32.34

36.67

40.08

43.74

44.18

46.15

3

数量

602

661

699

700

707

717

717

709

捐赠总额

24.03

25.26

25.32

29.16

32.17

35.96

43.48

44.92

总资产

303.01

297.72

341.53

387.82

445.83

499.42

566.80

496.23

受赠总额

31.85

31.75

34.76

38.59

55.87

60.33

62.32

56.20

4

数量

3918

3986

4159

4409

4722

4807

4938

4762

捐赠总额

11.10

11.77

17.44

21.64

39.90

38.53

34.29

39.00

总资产

273.84

268.47

279.75

299.51

326.03

359.06

394.03

389.68

受赠总额

19.50

20.35

23.02

28.08

45.05

45.71

49.15

52.50

说明:1.本表中原始数据分别来自The Foundation Center, 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 Foundation Growth and Giving Estimates, http://foundationcenter.org/. 2.在上表中,“1”为独立基金会(Independent Foundation), “2”为企业基金会(Corporate Foundation), “3”为社区基金会(Community Foundation), “4”为运作型基金会(Operating Foundation)。

会捐赠格局来看,不仅中国基金会捐赠总额在慈善捐赠格局中所占比重很小,而且在基金会捐赠格局中,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数额也亟待提高。在美国近半个世纪的慈善捐赠格局中,基金会捐赠平均所占份额约为8.13%,近10年来不断增长,所占份额已稳定在捐赠总额的十分之一强。(参见表3)以2007年为例,美国慈善捐赠额为3063.9亿美元,达到历史新高。其中个人

表3:美国1968-2007年(以5年为单位)慈善捐赠格局

年份(5年)

个人(%)

遗赠(%)

基金会(%)

企业(%)

1968-1972

77.40

10.00

8.50

4.10

1973-1977

81.90

7.30

6.60

4.20

1978-1982

83.10

6.60

5.50

4.80

1983-1987

80.70

6.70

6.40

6.10

1988-1992

79.90

7.40

7.20

5.50

1993-1997

77.20

8.80

8.40

5.60

1998-2002

75.90

8.50

10.80

4.80

2003-2007

75.90

7.50

11.60

5.00

2009(3037.5)a

75.0(2274.1)

8.0(238.0)

13.0(384.4)

4.0(141.0)

均值b

79.00

7.85

8.13

5.01

标准差c

2.7759

1.1625

2.1546

0.6917

说明:1、资料来源:American Association of Fundraising Counsel, 2008, Giving USA 2008, http://www.aafrc.org.  2、a:2009年的数据单独列出,括号里为当年的具体金额,单位为亿美元;b、c:均值和标准差的统计不包括2009年的数据。

捐赠额为2290.3亿美元,占74.8%;遗赠额为231.5亿美元,占7.6%;基金会捐赠额为385.2亿美元,占12.6%。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美国慈善捐赠总额降至3037.5亿美元,比2008年慈善捐赠总额下降了3.6个百分点(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约为3.2%),其中慈善基金会捐赠总额为384.4亿美元,比2008年慈善基金会捐赠总额大幅下降了8.9个百分点(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约为8.6%),这是近几十年来基金会捐赠总额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尽管如此,各类慈善基金会的捐赠总额占全年慈善捐赠总额的比重依然攀升至13.0%。 也就是说,从美国的慈善捐赠格局来看,基金会的捐赠额度比例近年来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而在美国基金会捐赠格局中,非公募基金会捐赠额度长期占据着统治性地位。在2001年~2008年间,美国基金会捐赠格局中,非公募基金会年均捐赠额占基金会年均捐赠额的91.01%。以2008年为例,基金会年度捐赠总额为467.81亿美元,其中独立基金会捐赠额为338.19亿美元,企业基金会捐赠额为45.70亿美元,社区基金会捐赠额为44.92亿美元,运作型基金会捐赠额为39.00亿美元,分别占该年度基金会捐赠总额的72.29%、9.77%、9.60%、8.34%,非公募基金会在慈善捐赠总额格局中占据了绝对地位。(见表2)最后,从基金会受赠格局来看,2008年,美国基金会受赠额度为395.54亿美元,其中独立基金会、企业基金会、社区基金会以及运作型基金会的受赠额度分别为240.68亿美元、46.15亿美元、56.20亿美元、52.50亿美元,占受赠总额的比例依次为60.85%、11.67%、14.21%以及13.27%。(见表2)2009年,中国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共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才达到183.6亿元。

综上所述,从非公募基金会的绝对数量、相对数量、总资产、捐赠总额以及受赠总额等重要指标来看,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现状与西方发达国家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水平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起步较晚,并且受制于中国社会总体发育程度,还面临着体制、法规制度、观念等多方面的障碍,但也应该看到,随着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以及相关法规的不断进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尽管在上述各项指标中与西方发达国家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水平差距显著,这也正表明未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存在着广阔的发展成长空间。可以预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社会发育程度的增加以及基金会政策法规的完善,按照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近年来的发展态势,在未来10年内,非公募基金会在绝对数量以及相对比重上将占据压倒性优势,地方性基金会也将获得持续快速发展,将彻底改变传统基金会格局,形成以非公募基金会为主体的现代慈善基金会格局。

 

(二)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呈现显著的区域不平衡特点

由于中国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差距较大,非公募基金会的起步阶段就呈现出了显著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所发布的《2008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显示,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呈现显著性的区域差异,在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数量上,东部经济与社会较为发达的区域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中西部地区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则较为迟缓。从下表可以清晰地看出,2008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数量各省分布中,东部各省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数量总体上远远高于中西部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数量。(见表4)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表明,2008 

表4:2008年中国非公募基金数量各省分布表

排名 

省份 

非公募基金会数量 

排名 

省份 

非公募基金会数量 

江苏 

115 

16 

辽宁 

北京 

75 

18 

吉林 

福建 

71 

19 

广西 

广东 

54 

20 

内蒙古 

上海 

50 

21 

山西 

天津 

23 

21 

重庆 

浙江 

22 

21 

青海 

湖南 

22 

24 

新疆 

山东 

20 

24 

黑龙江 

10 

安徽 

16 

26 

甘肃 

10 

四川 

16 

26 

云南 

12 

湖北 

12 

26 

西藏 

12 

河北 

12 

26 

宁夏 

14 

海南 

11 

26 

江西 

15 

陕西 

10 

31 

贵州 

16

河南

9

 

 

 

数据来源: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发布:2009,《2008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http://www.cpff.org.cn/。

年,中国东部区域各省非公募基金会平均数量约为39.08个,占统计总数的77.65%,中部各省非公募基金会平均数量约为9.33个,占统计总数的13.91%,而西部各省非公募基金会平均数量则仅为5.10个,占统计总量的8.44%。由此可见,东中西各省非公募基金会数量与相对比重差距悬殊,这主要是由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社会发育程度差距较大造成的。

 

   (三)非公募基金会开始打破类型单一化,但多元化趋势还有待加强

中国整个基金会格局中,其宗旨和资助方向大多偏好于教育以及传统的救灾济贫、扶弱助残等救济领域,而志立于健康医疗卫生、艺术文化、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社区发展、政策倡导以及公益支持等其他更为广阔的社会公共领域内的资助则较弱。随着非公募基金会的快速崛起,在多样化的社会公共领域中,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势,逐步打破类型单一化状况。2008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显示,在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中,除了教育与传统的救济领域外,宗旨和业务范围中主要内容为医疗和公共卫生的有2家,宗旨和业务范围中包含有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有6家,共计8家,占总数的20.5%;宗旨和业务范围中包括促进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培养的有7家,占总数的17.9%,宗旨和业务范围中包含有政策倡导的有4家,占总数的10.3%;宗旨和业务范围中包含有促进艺术发展的有3家,占总数的7.7%;宗旨和业务范围中包含有环境保护内容的有3家,占总数的7.7%;以促进社区发展的有1家,占总数的2.5%;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中国还出现了第一家公益支持类的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这表明,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开始打破类型单一化,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绝大多数非公募基金会的资助取向还主要集中在传统的教育、济贫助残、救灾等领域,而在推动科技文化创新、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资助环境保护、支持社区进步等非传统领域则分化不是太明显。2008年,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中,宗旨与活动领域集中在教育与济贫助残等传统领域中的非公募基金会数量所占比重为74.4%,而志在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区发展、政策倡导等领域提供资助的非公募基金会数量仅占25.6%。 西方发达国家基金会的捐赠取向格局主要不是在传统的济贫领域,捐赠资金与项目主要流向健康、教育、艺术文化、环境保护、公共事务、人类服务等诸多领域,并呈现出较为多元化的特点。在2008年美国基金会捐赠取向格局中,资金主要流向如下六大领域:健康、教育、艺术文化、人类服务、公共事务以及环境和动物保护,分别占基金会捐赠资金的22.9%、21.8%、12.5%、12.5%、10.0%、8.6%;另外,在国际事务领域、科技领域、宗教领域以及社会科学领域中,资金也有相应的流向,分别占基金会捐赠资金的5.7%、2.6%、2.2%、1.2%;剩下的0.1%分布在其他领域中。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救济贫困的行动大多被界定为是政府的责任,绝大多数基金会的宗旨不在传统的济贫扶困领域,而主要体现在促进社会公共服务与公众利益、推动社会公共领域发育成长等方面。中国基金会有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偏好,且起步较晚,造成中国基金会宗旨与资助取向较为单一。而近年来随着非公募基金会的迅速崛起,非公募基金会的宗旨与资助取向也开始多元化,但总体上,这种分化程度与趋势还不明显,多元化趋势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与强化。

 

   (四)非公募基金会主要属于项目运作型,而非公益资助型

当前,中国大部分非公募基金会属于项目运作型而非资助型。现代基金会的发展功能定位并非是开展具体项目运作,直接与被服务对象打交道,而是通过资助其他非营利机构,让其他非营利机构开展服务项目,从而实现非公募基金会的自身宗旨。 总体而言,非公募基金会的主要功能应体现在其擅长的资金管理、项目招标及其过程监控与评估等内容上,而非集中在其并不擅长的与直接服务对象打交道的项目运作上。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直接的项目运作型基金会在基金会整体格局中所占比重一般较少,绝大部分的非公募基金会属于公益资助型基金会。以美国为例,2008年美国共有基金会数量75595个,其中运作型基金会数量为4762个,仅占总数的6.30%。 中国大多数非公募基金会还属于项目运作型基金会,主要依靠自身进行项目计划、执行及其评估,直接运行公益项目,与具体的服务对象打交道。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热衷于具体的项目运作,而非公益资助,可能存在多方面的原因,除了社会发育与分工程度较低、整体发展时间较短、经验缺乏之外,与当前非营利机构的社会公信力不足与项目运作能力有待亟需提升有关,也与诸多先富阶层中对非公募基金会在现代慈善领域中的功能定位与具体分工认识不清有关。如著名慈善家陈光标先生热衷于慈善事业,但大多采取亲力亲为的慈善捐助行为,虽然这种捐助行为具有较强的慈善倡导功能,但基本忽视了现代慈善事业的内部有效分工与协作的特点。如果陈光标先生利用其强大的资金实力与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通过倡导公益资助型的基金会来实现其慈善宗旨,则不仅能大大提升慈善捐赠效率与济贫扶弱的针对性,而且对促进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分工以及推动非营利组织发展都能起到良好的倡导作用。

三、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面临的突出困境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起步晚,层次良莠不齐,内部治理水平差距较大,有不少非公募基金会面临着突出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许多非公募基金会理事会形同虚设,不能发挥正常功能;部分非公募基金会不能严格遵守基金会章程,未能按照章程中规定的宗旨开展活动;一些非公募基金会实际支出比例结构不符合规定;不少非公募基金会公开透明机制不健全,项目运作与资助活动不公开透明。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专业化与职业化水平较低,主要表现为:非公募基金会内部专业化分工不足,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亟待提升;非公募基金会类别上的功能分化与专业化协作不足;非公募基金会行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多层次以及专业化的基金会服务机构发展缓慢。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还面临着来自资本与行政力量的双重制约,独立性与自主性不足。除了内部治理困境、专业化与职业化程度低以及独立性不足之外,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还面临着法律法规不完善等诸多制度性缺陷。下面结合实地调查资料逐一阐述。

 

(一)非公募基金会内部治理困境

虽然《基金会管理条例》对非公募基金会的内部治理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许多非公募基金会的内部治理不完善,治理水平低下,严重影响到非公募基金会的公益性与可持续发展。概言之,非公募基金会内部治理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种突出表现:

1、许多非公募基金会的理事会形同虚设,不能发挥正常功能。本课题所调查的4家非公募基金会中,能够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其基金会章程规定,每年召开两次以上的理事会仪的仅有1家,而且在召开理事会时,参加理事会会议的理事人数也很难达到三分之二的规定要求,许多涉及到基金会重大事项的决议并不能严格按照基金会章程来实施,通常是由基金会决策行动之后告知部分基金会理事,还有的基金会理事常年不参加基金会理事会会议,对基金会事务缺乏了解。被调查的一家高校基金会理事谈到该问题时认为,“一些基金会理事忽视了理事会职能的重要性,仅仅把理事当作一种社会荣誉,对理事应该承担的基本义务及其严肃性认识不到位。个别基金会理事并不是从心底热衷于基金会事业而加入进来的,对基金会的公益活动并不是很关心。当然,这也可能是与当初基金会在设置理事时缺乏考虑有关。另外,据我所知,尽管《基金会管理条例》中规定,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不得由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兼任,但并没有对基金会理事的兼职条件有严格限定,不少大学的基金会的理事有很多是由大学的领导、官员、企业家兼任的,这些人大多日常性事务繁忙,客观上也很少能顾及到基金会的活动。”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理事会是基金会的决策机构,应依法行使章程规定的职权,其中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2次会议,理事会会议须有2/3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理事会决议须经出席理事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而规定的重大事项的决议,须经出席理事表决,2/3以上通过方为有效。然而,现实中不少非公募基金会的理事会并不能正常运转,甚至形同虚设。

2、部分非公募基金会不能严格遵守基金会章程,未能按照章程中规定的宗旨开展活动。现实中有一些非公募基金会并没有严格按照其基金会设立的章程办事,有的甚至严重偏离了其基金会章程中规定的基本宗旨。本课题所调查的一家以促进当地文化发展为基本宗旨的非公募基金会,其近年来的资金支出绝大部分用于了基金会的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开支,真正用于实现该基金会宗旨的项目和活动的资金支出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在所调查的一家高校教育基金会中,根据其基金会章程及其宗旨,本应把专项用于奖励教师教学科研资金以及学生的助学金与奖学金的资金,挪用于弥补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亏空以及缓解学校其他经费紧张等方面。这些不遵守基金会章程,严重偏离基金会宗旨的活动或现象在现实中并不少见。基金会的章程就是基金会的“宪法”,实现章程中规定的宗旨是基金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使命,严格按照基金会的章程办事、实现基金会设立的宗旨是基金会得以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

3、一些非公募基金会实际支出比例结构不符合规定。《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许多非公募基金会实际支出比例往往达不到8%的规定,而工资福利待遇与行政办公支出比例却超标。根据本课题对山东省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现状的调查,部分非公募基金会的公益事业支出比例以及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严重不符合《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要求。调查资料表明,2007年山东省民政厅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中,年度公益支出比例低于《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占总数的33.3%,工资福利与行政办公支出比例高于《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占总数的一半,年度公益支出比例以及工资福利与行政办公支出比例都不符合《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占总数的33.3%。调查中发现,有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的年度公益支出比例仅为1.84%,还有一家非公募基金会年度公益支出几乎为零,而其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竟然分别达到了81.31%、83.38%。而从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年度财务报表中,也存在着调查中所发现的类似情况。2005年,在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公益事业支出总额为251434017.6元,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基金余额比例低于8%的非公募基金会有5家,占总数的38.5%,同期行政成本占总支出比例高于10%的非公募基金会有6家,占总数的46.2%;2006年在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公益事业支出总额为250191565.1元,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基金余额比例低于8%的非公募基金会有8家,占总数的44.4%,同期行政成本占总支出比例高于10%的非公募基金会有7家,占总数的38.9%;2007年在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公益事业支出总额为522780894.5元,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基金余额比例低于8%的非公募基金会5家,占总数的19.2%,同期行政成本占总支出比例高于10%的非公募基金会有有3家,占总数的11.5%。 这一方面表明,随着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快速发展,非公募基金会的公益事业支出总额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存在着诸多非公募基金会在公益事业支出比例、工资福利以及行政成本支出比例不符合政策法规要求,有的甚至严重不符合政策法规要求。

4、不少非公募基金会公开透明机制不健全,项目运作与资助活动不公开透明。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存在公开透明机制不健全、项目运作与资助活动不公开透明的现实困境。本课题所调查的4家非公募基金会中,能大体上做到向社会公开自己的项目运作与资助活动事项的仅有1家,其余3家基本上不能做到向社会公开自己的项目运作与资助活动,更遑论按照基金会章程定期向社会公布相关事项了。在所调查的个案中,有自己的公开网站的有2家,但能顺利打开网页并能适时维护更新的只有1家。公众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公开网站中也基本上很难查询到许多非公募基金会的财务公开讯息,公众基本上对这些非公募基金会的财务信息以及项目开展情况无从知晓。在本课题的调查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非公募基金会也以种种理由或推辞拒绝公开基金会本应向公众公开的财务信息与项目开展情况。一位被调查者的态度可能比较具有代表性,“我们的基金会成立没几年,开展的值得宣传的活动和项目也较少,也很不固定,工作人员也不多,一下子要做到向公众定期公开透明不太现实。目前全国能做到定期公开的基金会所占比例也不多,整个发展也需要一个过程。再说,定期公开财务信息,内部压力也很大,也不太利于基金会的早期发展……”。这突出反映了现实中一些非公募基金会对公开透明意识的淡漠与拒斥以及公开透明机制的无力与匮乏。公信力(accountability)是慈善捐赠组织或机构的生命线。 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力的提高关键在于捐赠公开透明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在美国,基金会基本上能认识并做到,让公众知悉他们所开展的活动和自治的信息极端重要。包括基金会在内的各类慈善组织也负有向社会公众公开信息的法定义务。正式的法律问责制从组织最初成立时便已产生,存在于如下各个阶段中:从登记为法人和申请免税资格,到存续期间每年定期向税务部门(在某些州是向法人主管机关)提交税务申报单,直至组织终止。 在对公众的公开透明责任方面,美国慈善相关法律规定得极其详尽,具有极强的刚性,比如根据美国慈善相关法律规定,慈善组织有义务向任何要求了解情况的人提供以下文件的副本:组织的免税资格申请文件,最近三次纳税申报单和除捐赠人名单以外的所有附件;如果要求获得信息的请求是当面提出的,应该立即给予答复;如果是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则要求在30日内给予答复;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不便公开的少数信息外,都不能以内部秘密为由而不向公众提供。 有些组织发现公开信息的义务非常麻烦,因为990表和990-PF表要求包含如下人员从该组织获得报酬和福利的所有信息:慈善组织决策机构,理事和受托人之外的其他雇员中薪酬最高的五个雇员,以及雇员之外的五个最大的服务提供商。但是,披露这些看似繁琐的信息不能有任何接口,都必须向公众完整地披露并接受监督。因此,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讲过一句著名的话,“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中国慈善捐赠事业发展过程中,爆发出一系列的慈善丑闻也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普遍忧虑。无需讳言,当前中国包括各类基金会在内的众多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度还处在较低的水平。用一位在基金会长期工作的负责人的话来说,“那里(指基金会财务)存在‘太多的诱惑、太多的机会、太多的漏洞,而人性又是那么的脆弱’……” 

 

(二)非公募基金会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困境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专业化与职业化道路任重而道远,但这是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专业化分工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专业化问题包含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非公募基金会内部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以及内部治理结构的专业化分工;非公募基金会类别上的功能分化与专业化协作;非公募基金会行业自律规范的形成、基础数据采集与信息披露机制的完善以及行业服务性机构的大量产生等“基础设施”建设。而当前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在上述三个方面都面临着突出的问题:

1、非公募基金会内部专业化分工不足,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亟待提升。非公募基金会的高效发展离不开专业化分工,更离不开高水平的具有专业化水平的从业人员。近年来,尽管许多非公募基金会开始注重内部专业化分工,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准也有所提高,但整体而言,由于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内部专业化分工还不足,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基金会的快速发展的需要。在我们的调查中,非公募基金会内部机构的设置基本上都不健全,内部分工不太明晰。比如关于专门负责基金会资产保值增值这一事关非公募基金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职能,普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基金会的基金增值保值感到力不从心,认为缺乏相关的专业技能或选择专业性的保值增值渠道的能力,资产的收益率波动很大;普遍存在着非公募基金会内部职能划分不清,责任义务与权利的落实不严谨;工作人员尽管大多具备大学、研究生学历,但针对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管理、项目运作、资产管理等方面具备相关专业和技能的人员普遍匮乏。徐永光曾指出,保值增值对中国的慈善基金会来说是最难的。 中国各类基金会普遍缺少正确的投资理念与有效的投资政策,缺乏专业性投资人才。 有学者认为,基金会应设置并高度重视基金内部管理部门,负责整个基金会资金的财务与投资管理,实现资金透明和资金的保值增值。相关部分的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如下专业素养:“一是财务管理能力。该部门的所有人员包括负责投资管理的人员都必须具备基本的财务技能。只有掌握这些技能,财务管理人员才能对基金会资金进行准确的成本核算,以提高资金的透明度;而投资管理人员也才能在准确判断基金财务状况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二是投资能力。要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就必须能够对资金进行科学准确的投资运作,投资人员要能够准确识别各类金融产品的收益与风险,进而选择符合本基金会资产负债现状的投资组合,使资金能够在流动性与收益性之间保持均衡状态;三是电子分析能力。所谓电子分析能力主要是指基金管理部从业人员应能够熟练运用电子分析软件对实现财务与投资分析,这是对基金会日益频繁的资金流动以及投资产品瞬息万变的收益变动进行有效监控的最优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基金会的资金动态,进而降低资金风险,提高资金回报。” 非公募基金会内部专业化分工不足,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不高,往往造成非公募基金会资金保值增值困难以及资金运作的粗放性使用,导致基金会在项目设计、活动开展以及项目评估等环节上精细化与针对性不足,进而影响到非公募基金会宗旨的实现效能。

2、非公募基金会类别上的功能分化与专业化协作不足。上文在分析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现状中指出,尽管目前中国也已经出现了诸如“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公益支持类非公募基金会,但整体而言,这类公益资助型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还太少,非公募基金会类别还比较单一,绝大部分还属于项目运作型基金会,从筹资到保值增值,从项目资助到项目评估等,全部包揽,不能发挥非公募基金会之间专业分工协作的优势。这种现状突出反应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专业化分工协作亟待提升的现实。

3、非公募基金会行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亟待提速。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对于任何一个领域或行业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构成了某一领域或行业发展的基本环境和发展平台,制约着可持续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行业发展基础平台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整个基金会行业的自组织能力以及自律机制还不健全。自组织水平与自律能力是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以美国为例,基金会联合会是一个由1900多家不同类型的基金会成立的自组织机构,担负着基金会行业的自律功能,代表着基金会与政府以及社会进行互动沟通,并且制定基金会的各项工作标准与行业规范。如果中国基金会不能有效地自发整合起来,则会严重影响包括非公募基金会在内的整个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基金会内部自发整合已经有了迫切需求与良好的开端,如2010年下半年中国基金会中心平台的出现等,但整体自组织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其二,基础数据采集与信息披露困难重重。作为非公募基金会行业发展“基础设施”之一的基础数据采集与信息披露进展缓慢,这不仅制约了对非公募基金会行业发展现状的监控、研究及相关决策,而且严重影响了非公募基金会自身的公信力。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刚刚自发筹建的“基金会中心网”对在册的基金会进行了初步的基础数据采集与发布,提供了重要的数据采集与发布平台,但从初步成果以及实践操作来看,中国基金会数据采集与信息披露之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任重而道远。其三,相关专业教育培训系统以及专门的研究机构平台还有待提升。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社会工作、社会福利服务等相关专业以及专门培训机构为基金会领域所需求的专门化人才的教育培训提供了制度保障。另外,依托高等教育以及专门的独立研究机构,对包括非公募基金会在内的慈善研究也逐步得到加强。一项研究表明,英国在过去五至十年间,相关的专业研究平台或机构不断发展,如致力于慈善事业发展现状及其趋势的研究与分析的“慈善机构”(Institute for Philanthropy)和“新慈善资本”(New Philanthropy Capital)等研究机构的成立,为提升英国慈善事业和募款的能见度以及促进公众认识做出了重要贡献。 美国基金会中心每年发布专业化的基金会发展年度报告以及基金会增长及捐赠预测报告,对基金会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进行了详尽的专业化分析,对于公众以及相关决策部门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众多的专业化跟踪与研究平台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识支持。中国也有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其中也有不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整体上还难以适应公众以及相关决策部门的智识需求,也难以适应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快速发展需要。最后,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非公募基金会行业的职业化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如本土化的成熟职业技能与方法、职业伦理与规范还没有形成;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与资格认证制度还有待大力发展。

 

(三)非公募基金会的独立性问题

相对于不少具有官办色彩的NGO而言,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独立性似乎具有先天的优势。但在现实中,许多非公募基金会的独立性并不能让人乐观。在许多大学基金会中,基金会在人事、财务、决策以及重大项目活动等方面很难排除来自学校行政的干预。一些大学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依然是大学内部员工,成员编制与学校并不脱钩,工资福利来自于学校。在许多企业以及企业家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中,基金会资金完全依赖于企业以及企业家,在项目活动上直接或间接地要配合企业发展战略,俨然成为企业内部营销与公关部门的一部分。这些严重侵蚀着基金会的独立自主性,使不少非公募基金会逐渐偏离了自身的宗旨。另一方面,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也很难独立于政府行政权力的干预。符合法律规定的政府干预是必需的,但在实践中,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对基金会进行过度的干预,损害了基金会的独立自主性。近年来,尽管在登记管理体制、政府对民间慈善捐赠组织的扶持力度、免税资格审批以及企业慈善捐赠免税标准的提高等方面逐渐由“偏紧”的控制走向“宽松”的管理,但双重的管理体制以及门槛较高的登记注册限制条件等依然制约着非公募基金会的深入发展,困扰着其独立自主性的提升。非公募基金会的独立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其产权性质的特殊性:一种不同于私有、国家和集体产权的公益产权。 对公益产权的讨论是相关学界争议的热门话题之一,总体上有一种倾向:明确公益产权的性质与地位,有助于为包括非公募基金会在内的众多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问题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四)非公募基金会发展面临的制度困境

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开放,中国非营利组织的整体环境逐步从偏紧的控制走向相对宽松的管理,从条块分割逐步走向综合协调。 但制约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制度因素依然较多。当前非公募基金会反应比较强烈的制度因素有如下几个:

1、非公募基金会收入的免税待遇问题。税法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非公募基金会收入免税界定模糊不清,2008年修订的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符合免税条件(7项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但同时规定,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但对于非公募基金会而言,收入中哪些属于营利性收入,哪些不属于营利性收入只能由相关财政或税务主管部门的认定,并没在法律上做出明确的认定标准。

2、非公募基金会的人员工资福利与行政办公支出费用比例有待提高。《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了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诸多非公募基金会工作人员对这一比例规定反应强烈,认为对于起步阶段的我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而言过于严格。在上文中,我们也指出许多非公募基金会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往往突破了这一薪酬与办公经费比例限制。在非公募基金会起步阶段,对支出结构比例如何规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现有薪酬与行政支出比例已经较高,不应再上调,应更多地鼓励非公募基金会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公益性活动中;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支出比例规定得过于严格,没有充分考虑非公募基金会工作人员的人力成本与日常办公成本,不利于高素质专业人员队伍的稳定与可持续性发展。

3、准入门槛较高。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注册资本金。当前我国对非公募基金会的准入门槛过高,注册登记原始资金门槛为200万元(到账的货币现金)。许多学者认为这限制了许多资本金不是太多的人与企业团体注册非公募基金会的路径,打击了更多的人与企业从事小型非公募基金会的积极性与热情;而且年检时往往造成当年净资产远远低于原始注册资金等问题。也有不少人认为该原始资金门槛并不高,而且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形式多种多样,不是非要成立基金会这样一种方式;另外,年检中出现净资产低于原始注册资本金问题也可以通过变更注册资本金等手段加以解决。但如果是这样,为何不把注册资本金调低一些呢?其二是涉及到老生常谈的双重管理体制问题,该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

4、外部监督评估机制有待健全。近年来,慈善捐赠组织评估逐步得到了民政部门以及相关学术界的重视。2007年,民间组织管理局开始对全国性基金会等主要大型慈善捐赠组织进行了全方位的初步评估。民政部设立相关专项研究招标课题,联合学术界共同研究包括慈善捐赠组织在内的中国民间组织评估理论、方法与指标体系。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理论、方法与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与实践成为学术界的日常研究热点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包括非公募基金会在内的中国非营利机构评估还处在起步阶段。

 

四、促进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快速崛起,是中国慈善事业领域中的一件大事,非公募基金会承载着现代慈善运作理念与机制,必将极大地改变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面貌。在快速发展的起步阶段,中国非公募基金会难免会遭遇重重困境。对于这一新生事物,政府各个部门以及社会相关领域应大力推动其发展,主动引导,并积极破除困扰其健康发展的各种障碍。具体而言,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推动:鼓励和引导非公募基金会由运作型向资助型方向发展;加快非公募基金会行业服务机构的建立,促进内部分工协作;强化落实信息公开力度,打造统一便捷的信息公开平台;建立与完善以政府为主体,民间评估力量参与的评估机制;大力推动非公募基金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与职业化;不断变革困扰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制度障碍,等等。下文逐一阐述。

 

(一)鼓励和引导非公募基金会由运作型向资助型方向发展

目前我国的非公募基金会主要以运作型为主,专业化分工协作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尽管存在一些资助型非公募基金会尝试资助其他民间组织进行公益项目开展,但资助型基金会还非常少。非公募基金会的功能应主要定位在专业性筹款、保值增值、项目资助与监督评估四个方面,应减少直接的项目运作,通过资助其他多样的非营利服务机构,来推动其他非营利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其他非营利服务机构的“孵化器”与“血库”。非公募基金会由项目运作型向公益资助型转变,一方面依赖于非公募基金会发起人自身的慈善认识水平与偏好取向,另一方面也有赖于非营利服务机构的整体公信力以及效能的提升。尽管这种转变的完成必需伴随着宏观慈善环境的推进才能水到渠成,但必要的努力会加速这种转变过程。首先,要大力宣传现代慈善运作理念,普及现代慈善运作观念,提升公众现代慈善认识水平。意识是行动的先导,传统的慈善运作理念强调捐赠者直接面向被捐赠者,强调项目运作的直观性与直接性,而现代慈善运作理念则强调专业化分工协作,强调效能与可及性。基金会是现代慈善运作理念的重要载体。当前,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大众媒体对于现代慈善运作理念及其特点的引导或报道还非常匮乏,比如,我们在网络上还几乎搜索不到相关中文视频资料,有价值的相关文字报道也只言片语,缺乏深度与系统性,相关学术文献非常匮乏。公众对非公募基金会的运作方式及其特点还不甚了解,对慈善运作的理解还主要停留在传统慈善运作的常识性体认上。因此,相关慈善部门与机构应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充分介绍现代基金会运作理念及其发展特点,让公众逐渐加深对现代慈善运作方式的理解以及认识到基金会运作的优势及局限性。其次,政府相关部门在推动非营利服务机构的公开透明机制方面应强化职责。许多非公募基金会之所以不愿把资金交给慈善服务机构进行运作,主要原因之一是担心资金的滥用。慈善服务机构的公信力与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公开透明度。政府相关部门对此的督导责任机制并没有落实到位,在推动非营利服务机构的公开透明机制方面应有更大的作为。再次,可以考虑建立具有较高公信力与权威性的非公募基金会年度公益资助排行榜——比如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年度公益资助100强——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植或奖励,鼓励和引导非公募基金会由运作型向公益性资助型方向发展。

 

(二)加快非公募基金会行业服务机构的建立,促进内部分工协作

从美国基金会发展经验来看,美国非公募基金会的良性发展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高度发达的经济、特色的公民社会传统、慈善文化理念以及有效的税收激励机制,而且还与其高度发达的基金会行业服务组织或机构的支持性平台有关。美国有为数众多而有效的基金会行业服务组织或机构,诸如以提供信息服务为主的美国基金会中心(Foundation Center),以促进基金会行业自律发展为主的美国基金会联合会(Council on Foundation),以开展非营利机构评估为主的美国慈善信息局(National Charities Information Bureau),以专业化开展公益资金投资活动为主的美国共同基金(Common Fund)以及其他众多的专业化的研究机构(如哈佛大学豪泽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等。这些宗旨不同、为数众多的基金会行业服务机构为美国基金会事业的繁荣昌盛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专业化支持:从数据采集到专业化研究,从信息咨询到教育培训,从专业化评估到动态监控,从沟通公众与政府到专业化基金投资理财,等等。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还处在快速发展阶段,该阶段重要的特征是基金会数量开始快速增长,但在专业分工与协作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相关部门应对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所赖以持续发展的行业服务机构或组织的培育给予高度重视,通过行业整合、内部协调以及外部联合等方式积极推动各类基金会行业服务机构的建立与发展,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平台。当前可逐步采取的措施如下:建立和发展中国基金会行业协会或联合会;大力推动建设中国基金会的信息服务机构,鼓励并扶植诸如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发起筹建的“基金会中心网”等类似组织,推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透明化与自律能力;积极倡导与研究构建中国公益基金投资理财平台,提升中国公益基金投资理财水平;促进高等院校、社科院、基金会以及政府部门等多个领域的有关研究机构,加强实务与学术交流,繁荣相关学术研究,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深入发展提供高水平的智识资源。

 

(三)强化落实信息公开力度,打造统一便捷的信息公开平台

非公募基金会治理水平的提升有赖于公众的即时监督,即时监督有赖于信息的公开程度与动态监管力度。尽管有《基金会管理条例》等诸多规章制度要求非公募基金会进行信息公开,但实践中有许多非公募基金会并不能主动按照规章制度要求进行信息公开,拒斥公众主动索取应该公开信息的合理要求,还有的非公募基金会甚至连最基础的信息资料都不愿公开等。这一方面反应了部分非公募基金会对信息公开意识的薄弱,另一方面突出反应了相关法规执行的无力与尴尬。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基础数据采集与信息披露进展缓慢,严重影响了非公募基金会自身的公信力,制约着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深入发展。因此,强化落实信息公开力度,打造统一便捷的信息公开平台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在大力提升非公募基金会信息公开意识的同时,应加强信息公开的执法力度,通过强化年检的方式,对于不能按照要求公开相关信息的机构实施更为严厉的惩罚。在技术手段应用领域中,可以借助现代网络与软件技术系统,促使非公募基金会重视完善自身的信息发布网站,并统一于基金会中心或中民慈善信息中心等网站下,改变分散而不规范的网络公示制度。通过使所有登记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的信息汇总在该信息网络平台中,使非公募基金会在统一的网络上发布资助信息,定期公布捐赠资金与物品的来源与流向,公布项目评估报告等,建立起高度透明与方便快捷的公众查询系统,即时接受社会大众查询与监督。该信息公开平台一定要强调统一、便捷。这一点可以借鉴美国基金会中心的做法,美国所有的基金会信息全部集中在统一的信息平台上,并动态管理,公众查询任一家基金会的基本情况与动态,只需轻点鼠标即可。公开透明的信息平台可以为非公募基金会内部治理提供必要的压力与动力。

 

(四)建立与完善以政府为主体,民间评估力量参与的评估机制

基金会评估已经得到了民政部门以及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07年,民间组织管理局对全国性基金会等进行了全方位的初步评估。民政部也曾设立专项招标课题,联合学术界共同研究包括基金会在内的中国民间组织评估理论、方法与指标体系。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理论、方法与指标体系的研究与实践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基金会评估还处在起步阶段。政府对基金会评估日常化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初步评估的基金会组织覆盖面有限。在评估理论、方法与指标体系上,处于探索试点阶段,还没有形成完整有效地评估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有效工具。评估主体主要局限于相关政府部门,专门独立的民间评估组织还处在呼吁倡导阶段。首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应逐步建立与完善以民政部门为主导的政府评估平台,在对基金会探索性评估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评估的理论、方法与相关指标体系。其次,推动对非公募基金会评估将进入常规化阶段。建议采取如下方式:政府相关部门联合独立的专业化评估力量每隔五年对所有的非公募基金会进行一次全面的机构评估,每隔一段时间开展一次百分之一机构抽样评估等。再次,完善主管部门年检指标体系。基金会和慈善服务组织有义务每年发布一份年度报告,其中提供经过审计的财务数据和受资助情况报告。强制性的年检是基础数据采集、机构评估以及动态监管的有效途径。尽管我国实施了基金会年检,但年检体系内容还不尽完善,在这方面,可以充分借鉴美国税务局要求慈善组织递交的财务和活动状况年度报表(即990表和990-PF表)的内容形式。美国990表以及990-PF表是一种相当全面、简明、指标化的评估工具;990报表中必须反映机构资产、收入、支出和人员薪金情况,包括机构前5名收入最高的成员名单、前5名支付最高的合同商名单、筹款花费以及与所有董事会成员有关的金融交易记录;私人基金会的990-PF表中还要附加全年所提供的所有资助款项。通过以上信息公开和审查对慈善组织的非营利性进行监督,防止不适当享用免税资格和公众捐赠等。可在考虑到具体国情基础上,大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既有的先进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评估与年检指标体系。最后,推动发展独立的非公募基金会评估力量的发展,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体,民间评估力量参与的非公募基金会估机制。

 

(五)大力推动非公募基金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与职业化

大力推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已经具有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其一,中国民间组织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专业职位,迫切需要专业化人才尤其是高级专门化人才。尽管美国众多基金会内部专职人员并不多,但整体而言,基金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都较高。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内部专职人员并不一定需要太多,但专业化水平亟待提升。其二,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为包括非公募基金会在内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了专业化人才储备。中国的社工发展具有专业教育超前发展的特点,国内有近200多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为相关专业人才提供了充足的储备。其三,慈善市场的多元化与竞争加剧促使慈善领域专业化分工与职业化发展,促使基金会逐渐认识到必须以专业化与职业化的水准,创造性地开发慈善策略与工具,进行市场定位,实施慈善营销以及形成慈善品牌,以赢得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扮演倡导者、使能者、协调者以及组织者角色,积极推动基金会职业技能与方法的教育与培训,比如通过联合国内治理水平先进的非公募基金会以及国际相关专业培训机构,每年定期举办相关知识与技能的培训班,培育并普及先进的非公募基金会治理理念与技能;积极推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专职从业人员的相关职业资格认证体系的建立,制定和完善非公募基金会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与规范体系等,逐步提升非公募基金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与职业化水平。

 

(六)不断变革困扰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制度障碍

   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解决如下几个反应强烈的问题:首先,保障非公募基金会的独立性与公益性法人地位。尽管《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相关制度为了保障非公募基金会的独立性,在人事安排、机构设置以及决策机制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但在实践中,相关的机制运转得并不理想。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对利益关联性以及利益冲突原则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三规定“基金会理事遇有个人利益与基金会利益关联时,不得参与相关事宜的决策;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其所在的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这样一条笼统的原则性规定并没有清晰界定“利益关联”的内涵与外延,而模糊了具体的可操作性。要保障基金会的独立性问题,必需对重大的、典型的利益关联与利益冲突类型做出清晰的界定,堵住主要的制度缺口,以强化基金会的独立性。包括非公募基金会在内的众多非营利机构的公益性法人地位问题也有待高层位法律给予清晰的界定,基金会资产的公益产权性质应该进一步明晰;规范非公募基金会的创办者与其理事与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明确非公募基金会主要捐赠人的权利义务边界。其次,适当降低非公募基金会登记注册门槛,适度提升非公募基金会的人员工资福利与行政办公支出费用比例。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还处在规模扩张阶段,在发展的初期,不宜对非公募基金会登记注册门槛设定得过高。这主要反应在注册资本金方面,《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登记原始资金门槛为到帐的200万元现金,这一规定可适度降低一半。另外,做公益是有成本的,尤其是在发展初期,项目宣传、人力资源以及内部运作成本都偏大,因此,可把人员工资福利与行政办公支出费用比例由8%适度提高到10%-15%之间。再次,建立并完善非公募基金会优胜劣汰机制。当前,非公募基金会的优胜劣汰机制运转乏力,相关规章制度不健全,主要是惩罚机制规定模糊,且执行不到位。对于拒绝信息公开透明的、机构设置不健全的、公益支出比例不符合规定的、违反利益关联与利益冲突原则的以及重大违法违纪的典型情况,明确规定相应的惩罚机制以及退出机制,并切实执行,使淘汰机制运转起来。目前可以考虑对于所有登记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的信息公开透明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与督导,推动非公募基金会的基础信息采集与公开透明机制的完善。最后,在法律法规中应清晰界定基金会营利性收入与非营利性收入的边界。上文已提到,2008年修订的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符合免税条件(7项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同时规定,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但对于非公募基金会而言,收入中哪些属于营利性收入,哪些不属于营利性收入只能由相关财政或税务主管部门的认定,并没在法律上做出明确的认定标准。可以考虑在以后的相关法规修订过程中,对营利性收入与非营利性收入的情况及其特点在法律法规上做出清晰的界定,这有利于为非公募基金会以及其他所有非营利组织或机构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可操作性的税收激励机制。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态势使人振奋、充满希望,其中存在的显著不足与诸多障碍让人着急、忧心忡忡。但无论如何,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壮大是可以预期的,尽管道路会很曲折。这一新生事物的健康成长需要政府多个相关部门、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推动。本项研究在实地调查与相关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政策建议。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深切地体会到非公募基金会信息透明机制的滞后,在信息采集上遭遇到诸多困难;并且限于研究视野与水平,一些分析与建议可能存在着诸多的不足,敬请批评指正,以待今后进一步努力。

 

    作者简介:高功敬,济南大学法学院讲师;高灵芝,济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谭志福,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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